蒋春霖对春天、尤其对残春似乎有着特殊的感触，这首《浪淘沙》，至少从表面上仍是伤春之作。
上阕写出了一幅不常见的暮春景色，前三句措词都相当考究，显然是经过精心的锤炼。“云气压虚阑”，“虚阑”，指较为稀疏的栏杆。“云气”原是无形飘浮之物，而今天，它却沉重地压在作者身处的楼头栏杆之上，压得人心情郁闷。“青失遥山”，因云气迷濛，远山失去了青翠之色；自然，作者的心情，也变得若有所失了。“雨丝风絮一番番”，雨如密丝，风如团絮，只管一次次光顾、一回回带来凉寒，这更是令人不快。
何况此时“上巳（三月上旬的巳日）清明都过了”，原该是暮春三月的烟景时光。可有了上面这么多的不常见、不正常之景，该有的也没了，“只是春寒”，有的只是不该有的无限春寒。
换头仍写春末之景，却从春初提起。“花发已无端，何况花残？”“无端”，犹言无奈。春来花开，本是高兴之事，为何作者当初便觉得无奈呢？这看似奇怪，实不奇怪。作者是一深心之人，亦是一伤心之人，看到花开，便想到花落，见花之正艳，便想到它的凋谢而预为之悲。花发时节犹无奈，到了果然花残花落之际，则作者之伤怀如何，就不必再说了。然而，“飞来胡蝶又成团”，那些无知无识的蝴蝶，全不知花有盛衰之分，面对残花败朵，还以为春光依旧。它们不是一片片地飞舞，却闹嚷嚷地挤成一团，围着残花欣欣然、喜洋洋，似乎在享用什么盛餐。非但如此，它们今日一团、明日又是一团，“飞来”个不休，着实令人生厌。
春光将尽而无为之哀惋者，这令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作者，实在不忍复睹。“明日朱楼人睡起，莫卷帘看，”“朱楼人”，作者自谓也。既然看了伤心，又无力回天，那明天就是一觉睡起，也还是躲在小楼中的好，不用卷起帘子再看了。对惨酷的现实作回避，是消极的，可不回避，又怎生是好呢？一结悲咽之至。
谭献《箧中词》云：“郑湛侯为予言：“此词本事，盖感兵事之连结、人才之惰窳而作。””这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从本词来看，上片写春寒，下片写花残，虽同是暮春之景，却似有不连属之感。但若采用谭献的说法，则一切都豁然了。那“只是春寒”，不就是兵祸不解的象征吗？那蝴蝶的恋恋于残花，不正像当时的文武百官积习不改、不思振作吗？至于那可哀的残花，更可视之为衰败的国运的缩影了。由此亦可知，蒋春霖也是关心国事的词人，而非徒知写怨说愁之辈，虽然他用以忧时忧国的手段，仍是他惯用的惜花惜春的笔墨。
该词是宋代词人叶梦得所作的一首咏怀词，先用“新月”与“暗水”对比，用“疏星”与“流萤”对比，描写了眼前所见所闻的自然现象，构思极为巧妙。
坐在凤凰亭里，四周一片寂静。仰视天空，见一弯新月慢慢升起，正高挂树梢；侧耳细听，即将干涸的弯曲的池塘，还有涓涓的流水声在暗中发出枯竭前的悲鸣。再纵目四望：稀疏的明星不时从画檐前落下；却有几点流萤在暗处闪闪发光，自由自在地随意到处飘动。这是常见的自然现象，由于是“常见”，便很少有人注意它，更没有人把它集中起来描绘、观察、思考。“新月”是在成长、向上的，不会变成弯曲的“枯沼”，“疏星”是大而明、高而洁的，可是它落下的时候，它的亮光还不如暗处闪闪发光的萤火虫。这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却饱含着人生哲理。
“归意已无多，故作连环绕。”叶梦得祖籍苏州晚年闲居吴兴，据《湖州府志》载：“叶元辅居乌程，至梦得已四世。”乌程，即吴兴也。叶梦得居吴兴已“四世”，当然是第二故乡，他的“归意无多”这是原因之一。其二，眼前景色给他以启示：“新月”与“枯沼”，“疏星”与“流萤”都相去无多；从中悟得的道理谱就新声去问他的知音“采菱”人，可是水天空阔、烟波浩渺，却又是无处可寻了。
这首词寓理于物，寓理于情，艺术技巧是很高明的。
此诗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作为开头，随手将题目中“江行”的意思镶嵌在内，但没有明说，只是从另一角度隐隐化出，用的是“暗起”的写作手法。
“咫”是八寸。“咫尺”，形容距离极近。“匡庐”即指庐山。近在咫尺，本是极易登临，说“不可登”，是江行遇雨所致，船至庐山脚下，却为风雨所阻，不能登山。“不可登”三字写出了使人发愁的“风雨”之势，“愁”字则透出了诗人不能领略名山风光的懊恼之情。“不可登”，不仅表示了地势的由下而上，而且，也描摹了江舟与山崖之间隔水仰望的空间关系。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即道出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下笔非常简巧。
一般说来，描写高山流水的诗歌，作者多从写形或绘色方面去驰骋彩笔；此诗却另辟蹊径，以引人入胜的想象开拓了诗的意境：“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为南朝佛教胜地，当时山中多名僧大师寄迹其间。这些往事陈迹，成了诗人联想的纽带。仰望高峰峻岭，云雾缭绕，这一副奇幻莫测的景象，不能不使诗人浮想翩翩：那匡庐深处，烟霞洞窟，也许仍有六朝高僧在隐身栖息吧。此种迹近幻化、亦真亦妄的浪漫情趣，更增添了匡庐的神奇色彩。庐山令人神往的美景很多，诗人却“只疑”佛窟高僧，可见情致的高远和诗思的飘渺了。
第三句中的“疑”字用得极好，写出了山色因云雨笼罩而给人的或隐或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产生意境“高古”的联想。“只疑”和“犹有”之间，一开一阖，在虚幻的想象中渗入似乎真实的判断，更显得情趣盎然。
此诗以疑似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内心的高远情致。写法上，似用了国画中的“滃”写技法，以淡淡的水墨来渲染烟雾迷蒙的云水，虚虚实实，将庐山写得扑朔迷离，从而取代了正面写山的有形笔墨，确可视为山水诗中别具神情的一首佳作。
勤政楼西的一株柳树，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注：开元年间为713年－741年）所种，至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已在百龄上下，当时白居易已五十一岁。以垂暮之年对半朽之树，诗人自然会怆然动怀。东晋桓温北征途中，看到他昔日手种的柳树都已经有十围那么粗了，曾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对树伤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怪诗人要良久立马，凝望出神了。树“半朽”，人也“半朽”；人“多情”，而树在诗人眼中，也是物情同人情。宋代辛弃疾就曾写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这样情趣盎然的词句。白居易看到这株临风老柳就好像是出于同病相怜，为了牵挽他这位萍水相逢的老人，才摆弄它那多情的长条。
诗的开始两句，把读者带到了一个物我交融、物我合一的妙境。树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树，既可以说多情之人是半朽的，也可以说半朽之树是多情的。“半朽”和“多情”，归根到底都是诗人的自画像，“树”和“人”都是诗人自指。这两句情景交融，彼此补充，相互渗透。寥寥十字，韵味悠长。
如果说，前两句用优美的画笔，那么，后两句则是用纯粹的史笔，作为前两句的补笔，不仅补叙了柳树的年龄和诗人自己的岁数，更重要的是，把百年历史变迁、自然变化和人世沧桑隐含在内，这是诗人的大手笔。它像画上的题款出现在画卷的一端那样，使这样一幅充满感情而又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小照，显得格外新颖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