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诗一开篇，着笔高远，“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秋晨清露白鹤，一连 串明静、清丽而活泼的意象，给山描绘了一幅雄阔的背景图，寄寓诗人“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浩然之气。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诗人以平淡的笔墨，叙述了登山的历程：“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愚溪上有木桥相连，桥之“危”，路之“萦回”，道出了诗人心怀恐惧、仕途艰危的复杂感情，与上联形成极大的反差，正表现诗人执着追求而重受挫折、处境艰危的困苦心境。临山，诗人先以九嶷与洞庭对举，重彩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九疑在永州南宁远境内，是舜帝归魂之所。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洞庭在湘北，是楚怀王放逐屈原的地方。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湘君迎候湘夫人，秋水伊人，望眼欲穿，看到的却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绪茫茫，忧从中来。诗人描写一高一小、一明一暗的两组意象，让人联想，意味无穷。登山辽望宇宙间，心中的意念早已超出宇宙万物，“目击道存”，天地之间，惟此而高。“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也可看成自况语，表现了诗人遗世独立，睥视一切的情怀。诗中意与象、情与景、神与形相互交融，把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物象，物化的背后却是焦渴的期盼。诗人这种理念，这种期盼，寄希望于北去的潇湘水带到遥远的长安，也希望遥迢的风能给被谪贬的人带来好消息。遭贬谪七年了，无所事事，纷扰平庸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日子过得胆颤心惊。诗人把自己比作满肚子苦水的奴隶，面对愚昧，害怕再受困扰，再次扑倒；面对“亲爱”者的疏远，期盼愈觉渺茫。在执着追求与重遭挫折这对矛盾中，诗人无可奈何，只好到现实中求解脱：“偶兹循山水，得以观鱼鸟。”诗人这种祈祷解脱，正反衬出诗人受羁绊不得自由的内心巨痛。
这是赠给崔策的诗，崔策字子符，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属中表亲，当时就学于诗人。柳写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他“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亲戚加师生的双重关系，心中的真实得以应时而发。诗中以“鹤鸣”暗喻、“连袂”点题，点明这种关系和崔策对诗人的敬重，结篇以一“幸”字收束，以表诗人的感激之情。除此之外，通篇未涉及崔策，而是言事抒情明志。刘熙载在《艺概》里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诗人自得其屈原的真传，借“九疑”、“洞庭”，让人联想到舜帝之圣明，湘夫人“倚靡以伤情”，寄寓君臣际遇、人生离合之痛，寄托自己的不幸。诗人还创设了一连串精妙意象：“两仪”暗喻崇高的理念，“驰景”、“寒篠”、奴隶、鱼鸟，无不寄托或愿望、或担心、或痛苦的情怀。诗人又精于炼字。 “危桥”并非实景，乃是心境，是恐惧的写照。“萦回”既是写实，也象征仕途艰难。还有诗中的“泛”、“递”，热盼之情溢于言表；“循”、“观”二字，无奈中的潇洒，痛人心脾。前人论诗“用字”是“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罗大经《鹤林玉露》），诗人最得其妙。
纵观全诗，离骚风韵，字字心血，却又真的做到了“岭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随园诗话卷三》）。
李白到永王李璘幕府以后，踌躇满志，以为可以一抒抱负，“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成为像谢安那样叱咤风云的人物。在这组诗里，诗人在歌颂永王东巡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抱负。
首章发端。言永王奉天子命，建节东巡，义师到处，呈现和平景象。
二章诗人自谓在国家大难当头时，希望像谢安一样从容镇静地破敌除患。这首诗艺术构思非常出色，欲抑故扬，跌宕有致。诗人于前二句极写叛军之多且凶，国灾民难之甚且危，目的却在衬托后二句作者的宏图大略。局势写得越严重，就愈见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一扫胡沙净”的雄心；气氛写得越紧张，就愈见其从容镇定地“挽狂澜于既倒”的气魄。这种反衬性的蓄势之笔，增强了诗的力量。
三章写军容威武，声势浩大。军纪严明，有战胜征兆。从武昌至九江，再至三吴，一路东进，势如破竹。
四章想象、或者说希望永王璘进兵金陵，给金陵人民带来温暖和光明。首句言金陵形胜，自古为帝王之地。次句叙事，言永王兵到金陵。三四句，以昭阳殿、鳷鹊楼借指金陵，以春风象征温暖，以明月象征光明。
五章言社稷临危，君臣束手，唯有永王挥师东来。前两句撷取京师陷落后的一是一景，突出表现当时唐王朝所面临的严重局势，表达自己和广大人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对叛军所作所为的憎恶痛恨。后两句，诗人通过对比手法，抨击在叛军进攻面前，为保存实力，节节败退，听任东都沦于敌手的各路将领，高度赞扬永王远道而来，收复国土的英雄行为。
六章言丹阳地形险要，风景如画。永王军队驻屯长江两岸，一直延伸至海边。这些都是想象或鼓励之辞，实际上李璘的军事势力最东只到丹阳。
七章写永王麾下的威武的水师。上二句言水师广布，下二句言勇士威武。
八章写永王水师以长风破浪之势，动海倾山，如同晋代王濬楼船东下破吴。
九章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得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可能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为永王提供了一个有意争夺帝位的罪状。因此前人认为是伪作。
十章写永王奉天子之命，保卫疆土，涉及地域之广。入楚关，扫清江汉，从云梦到金陵。这是夸张之辞。实际李璘的军事势力未到金陵。
末章写诗人希望永王能赋予他军事指挥权，自信自己能像张良、诸葛亮或谢安那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得反叛胡人心悦诚服，听从调遣，彻底肃清叛乱，然后向朝廷作出一个完美的交代。此诗运用浪漫的想象，象征的手法，塑造了盖世英雄式的自我形象。
诗人在组诗中表现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和对和平的向往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永王璘的政治走向不了解，是客观的，以他的身份和阅历，对此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组诗第二首及最后一首表现出他想作谢安、诸葛亮那样的儒将，运筹帷幄，从容应敌，决胜千里，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幼稚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很多诗篇里都有表现。他一直希望能像范蠡一样功成不居，泛舟五湖；像鲁仲连那样功成不取，意轻千金。这些抱负虽然不可能实现，但却成就了他豪迈的浪漫主义诗风和撼山动地、脍炙人口的诗篇。组诗中某些地方的夸张和想象不符合史实，一则是属于鼓励性质，一则是属于夸张手法，是符合文学创作原则的。
这是一首抒写离思的怀人之作。
上片以时景起笔，而归结于情思。
“新月”颇有与“故人”暗成对比的意味，“如眉”则是不圆之意，暗点离思主题，愁上眉间。“又”是此景之叹，表明她已历见多次，既状时间之长，亦隐隐透出触目经心、怎堪又见的苦涩。“谁家玉笛暗飞声”（唐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恍惚间，耳际晌起声声长笛。“谁教”表面上探寻的是月下吹笛的缘由，实则却在千般埋怨它的不是时候，或许是因为不忍它“与倚春风弄月明”（十牧《题元处士高亭》）的欢乐情调，也或许是因为不忍它“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春夜洛城闻笛》）的愁伤动思，无论为何，此二字一变客体为主体，显示并非她有意闻笛，而是笛声无端相扰，牵动其离愁别恨。
“楼倚”两句写其所见极具层次感，独倚高楼，先是看到天涯尽处一片“暮云”夕景，继而苍茫云间“初见”斑黑点点，尔后逐渐清晰扩大为可识别的“雁”，继而在雁过后醒觉它们所循的方向，点破时节。“南飞”两字独为一句，语音短促似结未结，仿佛状写了、也涵括了她凝眸追踪群雁行迹的整个时间过渡，直至影踪全无。“漫道”语极失落凄婉，别说希冀行人雁前归，怕是连“行人雁后归”也是一种徒然空盼。本片先由所见引其思，旋即思绪便被声音中断；再由所闻引其思，旋即思绪又被景物中断；复由所见引其思。几经转折，悱恻渐深，最终转入沉沉的哀伤。
下片以情思起笔，而归结于时景。
“佳期幽会两悠悠，梦牵情役几时休”（五代顾《浣溪沙》），她已不敢奢望现实中的“佳期”，唯有寄望于托梦圆愿，“意欲”表示她退而求其次的转念，也存了但求稍解离愁的期待，可却偏偏连这小小渴望也无法得偿。人说“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李白《长相思》），而她虽不畏“关山路”苦，奈何“不知”关山路！现实梦境两头空，离恨已不可能由“佳期”来解，那么就只能再退一步等待千里之外的尺素。“短”是一退再退，不求绵绵情话，但求只言片语便于愿已足；“破”状她极欲消除、从此远离别恨，一至于要将之彻底粉碎使其无法重拼再生；“却”又是一个满怀希望的期待之辞。然而“应迟”，这短书必是迟米的肯定判断，似乎出于她过去的经验。“簟凉枕冷不胜情”（顾《浣溪沙》（雁响遥天玉漏清）），等到那“短书来”，又已然是秋意深重寒侵闺衾的“凉生玉枕”时了。至此退无可退，“还是”两字，萧冷无边，思量无尽，幽怨无限，神伤无已。
该词的一大特色，在于隐括大量前作前事，或诗境、或词句、或意象、或典故，但又不将之凝用一处，而散融于全篇，彼此呼应，互为伏笔，息息相关却又不着于形，而其佳妙处，更在以虚字点化、提挈全篇，紧松敛放之间，不仅使前人兴象浑化如一、浑化盘如己，更曲尽心念情绪之婉折深绵，抑扬顿挫，味中有味。（郭思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