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娉婷”六句，为词人未得水仙前的梦中之景。此处是说：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行走在一处明亮的月光照射下的庭院里，只见那里放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水仙花。在这洁白的水仙花之中还有着一晕淡黄色的花蕊，青翠鲜嫩的绿叶横枝斜倚地衬托在玉白色水仙花的四周围，在月光映照之下水仙花更象似一个飘飘欲去的仙子。这里“清铅”句绘花瓣，“蜂黄句”状花蕊，“翠翘”句喻绿叶。用白、黄、绿三种高洁、典雅的色泽，来描绘水仙，这既是实写，也是以妙句状物。“睡浓”两句，梦中醒。此处是说：我在酣睡中，觉得有凌冽的劲风在抽打着那高雅的水仙花，冻醒以后才知道自己才是被寒风刺骨之后因冷激而惊醒过来的。所以醒转来还被噩梦吓得心中嘣嘣直跳。“送晓色”两句，醒后见花。此言词人清晨起床之后，却意外地发现希道已经差人送过来这一盆碧玉般葱翠透剔的水仙花。词人说：我这才知道，昨夜的梦做得真准啊！
“湘娥”三句，道水仙花的来历。此是以拟人手法言眼前的水仙原来是湘水女神的化身。“湘娥”，即湘水女神娥皇女英姐妹俩。她们由于找不到自己的亲人——舜帝，所以往来于烟波浩渺的水边砂岸四处寻找，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亲人，因此才遗恨至今。为了纪念舜帝的逝世，她们仍旧作素色装束。“临砌”两句，述其香。此言词人将希道送过来的水仙花，放置在台阶旁的阴影之中。这水仙花散发出来的阵阵幽香，连傲霜斗雪的梅花也自愧不如，以致于她羞怯地退避在一旁，收起了自己的娇容。“熏炉畔”两句，谈催花之法及其对水仙的衷情。此言水仙花在暖炉的催发之下，显得越发精神奕奕。词人随即把它放置在床边的小几上，这样就可以使自己能够时时见到这位斜垂着稠密的白花翠叶的凌波仙子了。“料唤赏”两句，是为希道设想。“清华”句，据朱孝臧《梦窗词小笺》说：“清华疑即希道。”而根据前所引六首词推测也应该是指同一个人。“台杯”，即大小杯重叠成套的杯子。此处是说：我猜想，希道现在在自己的花园里，面对着这一盆盆洁白的水仙花，也必定会是在一边欣赏着水仙，一边连连举杯畅饮着吧。
上片以梦引花，下片浮想联翩，重在描绘出水仙花的神韵。结句呼应词题中希道索赋之请，故以两人的共同爱好的话题“赏花与饮酒”对之也。全词紧扣题意，从容而道，又有奇思妙想连篇，实是咏物词中的一篇高作。
这首词诸本题作“春景”。乃因伤春而作怀人之思。
首二句直笔写春。莺歌燕舞，花红水绿，旨在突出自然春光之美好。三、四句却转作悲苦语。化用李璟《山花子》“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春光明媚，本应产生舒适欢畅之感受，而女主人公何以有这般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是为点题之笔。柳絮杨花，标志着春色渐老，春光即逝。同时也是作为别情相思的艺术载体。飞絮蒙蒙，是那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念人之情。因为有那刻骨深情的相思，所以忧思约带、腰肢瘦损。“人与绿杨俱瘦。”以生动的形象表达感情，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含意自在其中。直让人想象到一幅花落絮飞，佳人对花兴叹、怜花自怜的图画。
词人之心，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展示流转在节序交替中的伤春念远之情。词从愉快之景象叙起，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愈为悲苦。然而词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反衬的效果，甚而不惜极尽雕琢气力状物写景，终不免落于攻琢之痕。“溜”字本写花红之鲜艳欲滴，“皱”则欲状摹水波漾漪之态，亦不可谓不巧矣！然味之终觉神韵欠焉！究其原委，就在于它显得雕琢、吃力。正如其“天连芳草”句，如换“连”为“粘”，则失于穿凿矣！故《吹剑录》谓“莺嘴”二句：“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很多词评家们都恰切地指出了这一点：《草堂诗余》批曰：“琢句奇峭。”《弇州山人词评》评曰“险丽。”《古今词话词品》亦云：“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如此雕炼奇峭，有《粹编》本要以为此词乃黄庭坚所作，实在也是事出有因。
“诗缘情”，贵其感发之力量，“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重其内在之情味意境。而由于诗、词体裁的限制，其用字造句，又特别讲究锤炼洗净。但是这种锤炼不是刻意地雕章琢句。其用心尽管良苦而出之必须自然，浑成无迹，顺手拈来，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也。秦观此词中，“瘦”字的运用就应该说是较为成功的。所以《草堂诗余》才又说：“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是公允之评。以花木之“瘦”比人之瘦，诗词中也不乏此例。如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程垓“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摊破江城子》）新鲜奇特，形象生动，各具情深。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其得其失，均当以审慎公允态度待之，不隐其得，不讳其失，对文学艺术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
昭君即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宫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将昭君嫁给了单于。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后人的无限感慨，屡有歌咏其命运的诗歌。至沈约时，昭君出塞已经成了诗歌中的传统题材了，所以此诗就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情感而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剪裁与刻画技巧方面颇具匠心，仍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写昭君诗却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后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叙述上，对于昭君出塞的缘由、过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终结局并不涉及，而是着重描写她离开汉宫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见所感，从这样的角度写，更显得集中、精致。
诗从昭君辞别故国、北上与匈奴成亲写起。“披香殿”是汉代后宫殿名，“汾阴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昭君北上时是否渡过汾水难以确知，作者此处用“汾阴河”与前句中的“披香殿”对举，意在暗示昭君已远离中原故土，进入北方边远之地，地域的转换表示行程渐远，风物已变，全诗描写的离愁别恨也从此引出。接着的四句，便转入对昭君痛苦情状的描绘。“于兹”二句说离宫北上，渡过汾水，离匈奴渐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此双眉紧锁，愁苦满怀。“沾妆”二句是对昭君忧伤容貌的描绘，沾在粉妆上的泪珠犹如浓重的露水，泪水环绕眼睑状似流波。大多数齐梁诗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描写刻画精致细腻，不厌其详，以此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沈约这四句诗便是如此，然而这类精细的刻画有时也会因过于繁复而使诗歌显得板滞堆砌，缺乏生动流转之美，沈约这四句诗虽然工丽，但语义已略嫌重复，好在并未继续铺陈下去，故未使诗歌风格平弱、结构臃肿。
“日见”句起四句诗写了沿途的景象。随着行程日远，大漠中奔沙时起，随风飘转的蓬草也随之增多。塞外凛冽的寒风，不仅侵透了身上的绮罗，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诗展现了大漠苍凉萧瑟的景象，奔沙、胡风的肆虐，使人倍觉长途跋涉的艰辛，飘转迁移的蓬草，更衬出昭君远离故土、飘零异域的无限哀怨。作者此处用“日见”、“稍觉”，将由汉入胡时沿途所见景物的渐变及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刻画得很委婉细致，奔沙、转蓬等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行行日已远，触目又皆是与故国迥异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国了。“衔涕”二句写她含泪南望，然而关山阻隔，故国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难以抑制，这里用一“试”字，颇为传神，既写出昭君频频回首引领眺望的神情，又显示了关山无极，南望非易，从而愁绪愈浓。“始作”二句写她试图用音乐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终于不能。据说汉武帝时，将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时大约也如此，故沈约诗中有此二句。“阳春”、“苦寒”均为乐曲名，“阳春”原是楚国的古曲，此处泛指欢乐的曲子，“苦寒歌”即汉乐府《苦寒行》，这里泛指辞调哀苦的乐曲。“阳春曲”与“苦寒歌”相对，且分别用“始”、“终”二字，别有深意，实际上这两句还以乐曲为象征，总括了昭君初始入选宫中，最终事与愿违，未承恩宠而出嫁匈奴的悲剧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运的蹇踬。最后二句言南归无望，日后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圆之时，聊以望月来寄托思乡之情。这里的“暂”字用得也极讲究，思乡之情无以排遣，只得寄托于夜空中团圆的明月，这本已是无可奈何中仅存的一丝慰藉，然而这明月却并非夜夜都圆，则此情之最终不可排遣也就不难体会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此诗除了剪裁上颇有特色，字句的锻炼也极工巧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即讲究声律。沈约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他主张在诗歌中运用声律法则，因此，此诗有半数诗句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联而言，已合于律诗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联与联之间尚未考虑粘接。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是齐梁诗坛上出现的新气象，沈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此诗便是他声律理论在创作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一例，因此，欣赏此诗，不能不注意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