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小雅·我行其野》作为一首弃妇诗，和《卫风·氓》等其他同题材作品的大力渲染被弃前的生活场景所不同的是，其作者更多地表现弃妇目前，即此时此刻的情绪。作品开头，作者便把自己情感悲剧的抒写安排在一个似乎暗合其孤独凄凉境况的，生长着樗树和蓫草、葍草的岑寂原野上，以此点明以下所抒写的，只是在抒情主人公经历了被遗弃之变故的打击后，离开伤她心的人，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
此诗三章，每章前二句，都是同一个画面的重复或再现。它描绘出一个人在点缀着几棵樗树的原野上独行的情景。“我行其野，蔽芾其樗”从比例和透视关系上讲，无边的原野、凝滞不动的树草（蓫、葍）和渺小无助而又孤独的行人（作者），给读者的是一种自然界的宏大与人类的渺小、原野的寂静和人心的焦虑的对立感。原野因人之渺小而愈显其大、愈显其宁静安谧，人因原野之宏大而愈显其小、愈显其躁动不安。抒情主人公被命运抛弃进而抗争无力的悲剧在这里被放大或具体化了。同时，印象的叠加，也引起人们对隐藏于画面背后之故事的强烈探究欲。
每章后四句，则是对上述画面之深层含义的具体阐释：因婚姻而与你聚首，但“尔不我畜”，我只能独行于这归里的旷野上。这个阐释在全诗三章的反覆咏唱中，随着人物情绪的波动有被深化的趋势。一、二章里，她仿佛还只是故作轻松的念叨：“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尔不我畜，言归斯复。”试图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强自宽解。但到第三章，她情感的火山终于爆发了，这难以平复的伤痛和无人可诉的委屈，和着苦涩的泪水，在这样一个爱恨交织的时刻，以这样一种爱恨难分的心理，流淌着怨恨：“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异。”至此，全诗也在这情绪发展的高潮戛然而止，留给读者的，只有无限的同情、惆怅和遗憾。
这首诗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了象征、暗示的手法。用行遇“樗”“蓫”“葍”等恶木劣菜象征自己嫁给恶人，并以之起兴，暗示自己为人所弃的痛苦心情，融情于景，情景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