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李清照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作品，写她在一次元宵节时的感受。
词的上片写元宵佳节寓居异乡的悲凉心情，着重对比客观现实的欢快和她主观心情的凄凉。起始二句“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写晚晴，正是度节日的好天气，意境开阔，色彩绚丽。紧接“人在何处”四字，点出自己的处境：飘泊异乡，无家可归，同吉日良辰形成鲜明对照。（这里的“人”，有的评论者认为指李清照所怀念的亲人，从文意上看，似不如指作者自己为好。）前三句写当时的天气，次三句写当时的季节，“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点出时令是初春。上句从视觉着眼，写早春时节初生细柳被淡烟笼罩。下句从听觉落笔，通过笛声传来的哀怨曲调，联想到“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初春景色。四处充满春意，景色宜人，但在词人看来，毕竟“春意处几许”，还远不是很浓郁的。虽是“元宵佳节”，“融和天气”，可是这些年来国事的变化，身世的坎坷，使得女词人产生了“物是人非”、“好景不常”之感。所以在“融和天气”之后，立即指出“次第岂无风雨”的可能，在淡淡的春意中又掺进了浓浓的隐忧。以上三小节结构相类，都是两个四字句，是实写，写客观景色的宜人，紧接着一个问句，反衬出主观的不同感受。归结到本篇的主题：身逢佳节，天气虽好，却无心赏玩。因此，虽然有“酒朋诗侣”用“香车宝马”来邀请她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的当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样，诗人很自然地转到当年汴京欢度节日的回忆上来。
词的下片着重用作者南渡前在汴京过元宵佳节的欢乐心情，来同当前的凄凉景象作对比。“中州”指北宋都城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三五”，指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当时宋王朝为了点缀太平，在元宵节极尽铺张之能事。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从腊月初一直点灯到正月十六日”，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其中提到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的景象：“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看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六日”条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首词里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写的正是作者当年同“闺门”女伴，心情愉快，盛装出游的情景。全是写实，并非虚构。可是，好景不常，金兵入侵，自己只落得飘流异地。如今人老了，憔悴了，白发蓬乱，虽又值佳节，又哪还有心思出外游赏呢？“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更反衬出词人伤感孤凄的心境。
这首词不仅情感真切动人，语言也很质朴自然。作者在这首词的下片中，无论是用当年在汴京赏灯过节来作今昔对比也好，还是用今天的游人的欢乐来反衬自己的处境也好，都能更好地刻划出诗人当前的凄凉心情。真是语似平淡而实沉痛已极。更多李清照宋词赏析请关注诗词库的李清照专栏。
这首词运用今昔对照与丽景哀情相映的手法，还有意识地将浅显平易而富表现力的口语与锤炼工致的书面语交错融合，以极富表现力的语言写出了浓厚的今昔盛衰之感和个人身世之悲。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南宋著名词人刘辰翁会每诵此词必“为之涕下”。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内容分析
该信由年少事写起，先说自己对高由闻名到识面，三次怀疑高的为人：一疑未必是个人才，二疑未必正直有学问，三疑未必真君子；然后联系高若讷的所作所为得出“决知足下非君子”的结论，确立总的论点。接着为范仲淹辩护，对高若讷的为人进行剖析，而在揭露高趋炎附势的本相时先荡开两笔，一说人的刚果懦弱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二说身惜官位，不敢忤相，此乃庸人之常情。“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然后折回，指责高若讷现在毁范以为当黜，并以此为荣，文过饰非，“此君子之贼也”。先退后进，欲擒故纵，抨击更显厉害。继而又两路出击，严密推理，指出不管范仲淹贤还是不贤，对他过去的升迁和现在的贬斥，作为谏臣的高若讷都有责任：“太抵罪在默默尔。”后引历史事实，说明忠贤奸邪自有公论。再联系现实抬出当今圣上“进用谏臣，容纳言论”的牌子，批评高若讷不能直言的失职行为，并以非谏官的余靖、尹洙的仗义执言作衬托，怒斥他沉默不谏随人高下的可耻。最后又退一步，表示希望对方主持公道作“能一言者”，并说明如若不然，自己愿意将书公之于朝，甘愿承担获罪的严重后果。
在信中，作者驳斥高若讷对革新派范仲淹的诋毁诬蔑，鞭挞了高若讷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斥责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表示如果高若讷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范仲淹当贬，那么就希望他“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一股浩然正气充溢于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不计利害、维护改革、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
艺术特色
一、反话正说，直砭肌骨。开篇一段，作者以他对高司谏的耳闻传言展开叙事，写出他的“三疑”。一疑其文名不彰，“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其人虽列进士及第榜，但在作者眼里，不过默默无闻辈。二疑其品节问题。作者坦言他从朋友那里对高司谏的了解，是“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在这里，作者提出他疑惑的论据，“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而身居其位的高司谏，却“俯仰默默，无异众人”，很是可疑。三疑作者本人的判断近乎有误，几乎已认定高司谏为人人可爱的真君子了。因为高司谏“侃然正色”“无一谬说”的表现，作者虽有疑虑，但内心已倾向于认为高司谏是真正的君子了。十四年里而存三疑，作者铺叙丰厚曲折，然至此笔触一转，“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书信里直陈其言，毫无遮掩矫饰，言辞犀利，语锋尖锐，充分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情义激愤的慨然之态。而欲言其弊却先存疑，波澜曲折，笔触激荡。
二、对比叙事，揭其真貌。与其说作者对范仲淹充满同情之心，不如说作者在心底潜隐着“惺惺相惜”之意。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这段判词，显示出作者对范仲淹的推重与赏识。正直之人反遭贬黜，刚直本性不得伸展，这已使有识者愤恨不已；而小人者如高司谏之流，却要翻白为黑，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令人激愤不平。作者以人之常情来推断，庸人惜身自保，无可厚非；但如高司谏者却要“昂然自得，了无愧畏”，诋毁贤能，以其为己能，那就是“君子之贼”了。层层推理，婉曲中显现出绵长透辟的说理风格，让人无可辩驳，无可回避。在事理对比中，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已昭然若揭。
三、穷究其理，无可遁形。作者绵长的说理论证风格还表现在他能够将道理条分缕析，于细微处见深厚的笔力。他依理说事，直言范仲淹正直的操守与超群的才能，并以此来反责高司谏：“倘使范仲淹能力不及，品节不当，却能在朝为官多年，你身为朝廷谏官，岂不有失职之实？而当其为皇帝‘骤用’之际并无谏讽之语，一旦官事颓败，却又刻意逐贤，不正是谄媚权贵以自保、诋毁贤人以自高吗？”作者义正词严，理据充分，透辟深邃，具有论说家考据的风范。
这首词通过景物描写，抒发作者的惜春情怀。上片写暮春季节，燕子穿阁，杨花飘落，而春醪味薄，难解闲愁。下片写桃杏凋残，绿野草长。晚来风急，又不知花落多少。
全词含蓄细腻地表达了作者惜春伤春之情。宛转柔媚，新颖别致
李白《宫中行乐词》，今存八首，据孟棨记载，是李白奉召为唐玄宗所作的遵命文字之一。这是第二首。这是一首奉诏而作的表现宫中生活的诗。李白于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此诗当作于次年早春。
首联写春景，为全篇作环境渲染。柳色如金，梨花似雪，为寻常比喻。但以“嫩”和“香”点染，则柔枝轻摇，如睹其形；雪海氤氲，如嗅其馨。虽着意点染，但仍极自然，不露雕琢痕迹。
后面四句描写皇帝的宫廷生活。玉楼、珠殿、雕辇（装饰华美的人挽车）、洞房（神仙洞府般的房屋），铺陈皇家富贵，旖旎风光。“翡翠”、“鸳鸯”均水鸟，后者雌雄双栖，常以喻情人或夫妇。玉楼、珠殿，均非水鸟栖息之所。这里是语意双关。既谓宫廷楼殿装饰着各种禽类雕塑，以表现其富丽堂皇。诗词中多称香炉为“金兽”，称被盖为“鸳衾”，也就是这个意思。也以喻人。“巢”亦作“关”。玉楼、珠殿关锁着众多的宫女。她们都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笼中之鸟。诗人对那些不幸的宫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翡翠，似指一般宫女。鸳鸯，其中之一当指李隆基，而另一位，当然就是指“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玉环。这也给尾联以赵飞燕比喻杨玉环作了伏笔。“妓”指女乐，“歌”指歌女，通指能歌善舞的宫女。妓需要花中选花，歌需要百里挑一，足见歌舞妓队伍之庞大。“随雕辇”，“出洞房”，乃是互文。这两句是说，后宫四万，佳丽三千，都是为皇帝一个人的享乐而存在的。从技巧上讲，这两句将宫廷深似海、宫女多如云的皇家气派渲染得酣畅淋漓。古人评诗之善言富贵者，倒不在乎多用金呀、玉呀这类字眼，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漫叟诗话》）李白这两句，可谓乃善言皇家富贵者也。
据《后汉书》，赵飞燕及其妹均有宠于汉成帝，其妹居“昭阳舍”。但《三辅黄图》称赵飞燕居之，此即李诗所本。“昭阳”与“珠殿”相照应，因汉代昭阳殿就是多以“明珠翠羽饰之”。尾联指杨玉环也与赵飞燕一样，在宫中美貌第一，得宠亦第一。这里表面上似乎是一片赞美之词，实际上暗含讽刺。《诗经》中《君子偕老》一诗，是齐国人讽刺齐宣公夫人宣姜的。宣姜在宣公死后，与其庶子姘居生子。诗中盛赞她头饰、衣衫和容貌之美，惟独不赞扬她的品德。言外之意是讽刺宣姜缺德。李白以杨玉环比汉之赵飞燕，其言外之意自然将唐玄宗比汉成帝了。
唐玄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导致了“开元之治”。但到了后期，沉迷声色，任用奸佞。诗人是抱着“愿为辅弼”，“大济苍生”的愿望应诏入京的。而玄宗却只让他侍酒陪宴，“俳优蓄之”。诗人于失望之余，一再在应制诗中婉言讽谏，希冀沉醉于“温柔乡”中的皇帝能记取前朝荒淫祸国的教训，改弦更张，重振朝纲。这，就是此诗的微言大义吧。
此诗前三联对仗工整，全诗词藻华赡，音韵和谐，极富建筑美和音乐美，确实“律度对属，无不精绝”（《本事诗》）。且承转自然，一气呵成，诚如清人翁方纲所说：“太白五律之妙，总是一气不断，自然入化，所以为难能。”（《石洲诗话》）
肇自齐梁的宫体诗多描写宫廷享乐生活，情感缠绵悱恻，语言纤巧农丽，风格绮靡浮艳。但李白的《宫中行乐词》却华丽而不失清新，铺张而不忘讽兴，如仙韶妙音，不同凡响。虽是奉命而作，却能自留地步。所以沈德潜说这组诗“于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唐诗别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