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客旅之词。全词以时光的转换为线索，表现了冷秋萧瑟清寒中作者因人去屋空而生的凄切孤独感。作者意写心境、写情，但主要笔墨却是写环境，而白日萧瑟清寒的环境浸透了主人公的凄清之感，夜半沉寂冷落的环境更浸润了主人公的孤独感。词中刻画寒夜酒醒，百无聊赖的孤苦形象，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来刻画孤凄意境。这种凝练冷沉的风格，与周邦彦小令词高华清丽的主流风格有所不同。
上片一开篇就推出了一个阴雨连绵，偶尔放晴，却已薄暮昏暝的凄清的秋景，这实很像是物化了的旅人的心境，难得有片刻的晴朗。“秋阴时作渐向暝”，这是以白描手法勾出秋天时阴时晴、阴冷、黯淡的特点，这似乎是客观事物的直叙，然而一句“变一庭凄冷”，就将词人的感情突现出来。“一庭”即满庭。着一“变”字，将“凄冷”与上句联系起来，揭示了“凄冷”之因。同时将自然与人的感受融在一起，表现了景中情。在这“凄冷”的庭院中，词人“伫听寒声”。这久久的伫立，静听寒声，可见出人之心寒、孤寂。这寒声是秋风飒飒，秋叶瑟瑟，秋雁哀鸣，这寒声加浓了羁旅“凄冷”的况味。歇拍“云冷无雁影”一句，词人不仅在满庭凄冷的环境中伫立，静听秋声，而且还在寒声中追寻那捎书的鸿雁，然而望尽云霄，只听哀鸿长泣，不见孤鸿形影，留下的是更加冷重的寂寞之感，也触发了词人思乡念亲之情。
在沉寂之中推出了过片：“更冷人去寂静”，把上下片很自然地衔接起来，而且将词境更推进了一步。“人去”二字突兀而出，正写出身旅途的旅伴聚散无常，也就愈能衬托出远离亲人的凄苦。同时“人去”二字也呼应了下文孤灯、酒醒。临时的聚会酒阑人散了，只有一盏孤灯曳的微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粉壁上。此时此刻，人非常希望自己尚酣醉之中。可悲的是，偏偏酒已都醒，清醒的人是最难熬过漫漫长夜的，旅思乡愁一并袭来，此情此景，难以忍受。这首词全无作者惯有的艳丽之彩，所有的只是一抹凄冷之色。
这首词不仅切合音律，而且精于铸词造句。“秋阴时晴”，一个“时”字表明了天阴了很久，暂晴难得而可贵。“伫听寒声”两句写得特别含蓄生动。寒声者，秋声也。冷秋之时，万物萧瑟寒风中发出的呻吟都可以叫做寒声。词人笔下的孤旅伫立空庭，凝神静听的寒声，是云外旅雁的悲鸣。南飞的雁都因浓云的阻隔而不能一面，自然是凄苦的情景。
整首词中几乎一字一句均经过刻意的琢磨。可以说通篇虽皆平常字眼，但其中蕴含有冷挚情思。这也是周邦彦词的一大妙处。全词取境典型，结句直接抒情。全词以时间为线索，章法缜密，构思严谨。意象鲜明，人与物、情与境，浑然融为一气。感情步步推进，格调清峭，情味淡永。
开篇“三月暮，花落更情浓”两句即点明时节，在暮春三月，红花落去，春光将尽，词人对春天的喜爱愈加浓烈。在这里，词人没有描写对春天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的喜爱，而是通过残花飘零来强调自己对春天的不舍。越是生离死别，感情就越是浓烈，词人深谙其中道理，仅仅“花落更情浓”一句就把春逝心悲刻画得人木三分，比那些光用“愁”、“哀”、“怜”等肤浅字词雕琢词表的词作要深刻、厚重得多。
“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佳人离去，秋千空挂，唯见一轮明月悬在朗朗星空中。系在岸边杨柳旁的马儿，可能因为等候主人的时间太长了，不禁迎着缓缓的春风嘶鸣起来。岸边的画船空寂无人，随着水波上下起伏。这三句刻画了一幅春夜湖边杨柳图。
“宿燕夜归银烛外，流莺声在绿阴中。”房中银烛明亮，宿燕径直飞到檐下休息，绿荫中黄莺的啼鸣婉转动听。这里化用了温庭筠《池塘七夕》诗中“银烛有光妨宿燕”的句意，暗喻佳人盼郎、郎却不归的孤独凄寂。流莺啼啭，让孤独的人儿更加心伤，这里烘托出佳人孤栖独处、彷徨忧伤的心境。
最后一句“无处觅残红”，落花流水，残红难觅，对应上阕的“花落”。也有聚散匆匆、幽期难定的无奈，最后以佳人的无边怅惘哀愁收束全文。
从整首词来看，词人以写暮春花落开始，以残红难觅结束，首尾呼应，结构完美。另外，上阕写暮春空景，却暗含男女情事。下阕写空闺独守，却又穿插春景。整首词词句虽短，但是暮春景色、男欢女爱两不误，最后，以悲春伤时寓意欢愉易逝，犹有余情未了，回味无穷。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