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真实记录了作者刚入半百之年的一时心态。
诗开头四句写出游的缘由。张衡《思玄赋》说:“开岁发春。”随着新岁来临,诗人已进入五十之年(有的刻本“五十”作“五日”,未可从)。古人说:“人上寿百岁。”(《庄子·盗跖》)由此常引出人们“生年不满百”的慨叹。进入五十,正如日已过午,岁已入秋,是极足警动人心的。孔融就曾说过:“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首句用“倏”,意也正同,都表现出不期其至而已至、亦惊亦慨的心情。五十一到,离开回归空无、生命休止的时候也不很远,(《淮南子·精神训》:“死,归也。”《说文》:“休,止息也。”)要“念之动中怀”了。于是,在初五那天景气和美的良辰,他作了这次出游。
次节“气和天惟澄”以下八句,充分就“游”字着笔。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游侣们分布而坐。山水景物,一一呈献在眼前:近处是微流中的彩色鱼儿在嬉游,空谷中鸣叫着的鸥鸟在高飞。作者用较华采的笔墨着意写出游的、飞的都那样自得,空中、水底无处不洋溢着生机,这其中自然也含着他的欣喜和向往。再放眼远远望去,湖水深广,曾(通“层”)丘高耸,也构成佳境,令人神驰意远。特别是这曾丘(指庐山边上的鄣山),不仅使人联想到昆仑灵山的峻洁(《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淮南子》说:“昆仑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而且它“旁无依接,独秀中皋”(尽管它不如昆仑山曾城的真有九重),顾瞩四方,无可与比拟者,也足以对人们的人格修养有所启示。序中说:“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因为这曾丘的诱发,才给人间留下这好诗。
三节“提壶接宾侣”四句,写出好景诱人,邻里欢饮,使诗人不禁兴起“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的感念。这是对人生、对美好事物——诗中所写的风物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无限热爱、执着的人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作者把人们心中所有的感念,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真率地吐露了出来。
结尾四句,写出酒至半酣,意适情遥的境界。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而作者却以高昂的意气唱出“忘彼千载忧”,他的人生观是超脱的。他又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本有旷达胸怀、又加以“中觞纵遥情”的作者所发出的对良辰、美景、佳侣、胜游的热情赞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颓废之歌是迥然异趣的。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
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应知”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是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其中消息,不是正可深长思之的吗?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