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
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此词上片抒依依惜别之情,并设想别后自己一人的孤苦凄哀;下片自悼身世,更为悲苦。此词哀婉沉痛之极,几令人难以卒读,艺术上创造性地运用了二十余处叠词。
此词起三句,是写眼前景,抒此时情,点出夕阳残照的背景:“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是暮色苍茫时分,斜阳一抹,欲落未落,残照丝丝,闪烁未消,人在这种境界中分别,心绪正如微云寸寸飘忽,感情还若残照丝丝不断,真如南唐后主李煜所说:“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再用“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二句具体描画人在将离未离之际的欲语无言,魂不守舍。于极度哀伤中,仿佛灵魂都已出窍,正闪闪摇摇,漂荡游离,无所依托。抬眼看去,
“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山山水水依旧,人已在山山水水中渐去渐远,望断山水却望不见人,那种惆怅、那种悲苦、那种失落、那种凄凉,实在是“人间没个安排处”。
“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三句,把此时此地的离愁别恨、凄苦难捱推及今后的岁岁月月“只似今朝”,也可谓情到深处反无言了。上片于写景中抒发离别时的留恋不舍,微云、残照、山山、水水皆被一片愁云惨雾所弥漫,实为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天空、地上充溢了诗人的不尽离思。
下片历写离别后的凄冷忧伤,以遥问青天而青天不应劈空而来,千言万语尽在此一问中。“看小小双卿,袅袅无聊”,自意中人离去,双卿孤独无依,内心苦楚无处言说,“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从此无人管顾、无人痛惜,任双卿独自憔悴,黯然销魂;“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再无人欢欢喜喜、情切切意绵绵地看双卿偷素粉学化妆时的情景了。这几句与李商隐《无题》诗中“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同义,应是诗人与意中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时的趣事,难以忘怀,不忍忘怀。词至末三句“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结出生生世世,此情不泯,夜夜朝朝,凄苦依旧的一片痴情。
这首词写景处,景景有情,写情处,情情难抑,虽从女方立意,而两情坚贞历历可见。全词几乎句句都用叠字,读起来,仿佛听到诗人在悲悲切切地诉说,呜呜咽咽地呢喃,言虽尽而意不绝。
首联叙事,言岐王奉诏离开京城去九成宫避暑。“帝子”,指岐王。“丹凤阙”,泛指帝京宫室。“天书”,天子诏命。“翠微宫”,非实指终南山之翠微宫,而是以“翠微”为形容语,直称九成宫。山气青苍叫“翠微”,九成宫建在山上,以此相称,便微透一股青翠幽静之气,既与题目的避暑相切,又开启下文的铺开描写,有曲径通幽之妙。
颔联,颈联集中写九成宫消暑胜地的景致。白云绕窗,并从户牖的缝罅中偷袭入来,沾惹衣上;卷起帘翠,刘镜理妆,山泉的投影即在镜中,则窒面悬瀑可知。瀑水投下峡谷,谷在林封树掩之中,透过密林,传来欢声笑语般的哗哗水声;而重重房室都在岩问绿荫之中。四句把“翠微”二字具体形象化,写出一个云拥雾绕、树抱水环的胜境,这还不是如登仙界吗?尾联即顺此以夸耀收结。仙境也未必胜过此地,不必学王子晋成仙了。“吹笙”,用王子晋的典故。《列仙传》载,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风鸣.游伊洛之间,被浮丘公接上嵩山。这个典故选择甚妙。恰合“帝子”岐王的身份。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