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闺怨诗描写贵族女子白天郊外游春、夜间独守空房的复杂心理。
诗的开头，描绘出早春的美丽景象。“紫梅发初遍，黄鸟歌犹涩。”紫梅刚刚开遍大地，黄莺的歌声才开始歌唱，休憩了一冬的嗓子，尚未划破那缕梗在喉间的生涩。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少妇，在万物复苏的早春中，出游弄春。“谁家折杨女，弄春如不及。”那刚抽出嫩芽的拂柳，被她轻轻地扬起在那纤纤细手之中。春光与少女的青春丽容交相映衬，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爱水看妆坐，羞人映花立。”她怕是爱那清澈荡漾的春水吧，静静地绕水而坐，望着水中那秀丽颀长的脸颊，婀娜的身姿，嘴角不禁暗自抿出一抹微笑，遂对镜而妆。却又羞于见人，于是，那曼妙的身姿，掩映在绚烂的花丛之中，一时间，尚分不清楚人面桃花，哪个更艳。这两句很细腻地表现出她顾影自怜的心理。“香畏风吹散，衣愁露沾湿。”置身于此番美妙的春色里，只怕那徐徐的春风吹散了她幽幽的清香呵，那花丛里晶莹透亮的露滴，弄湿了她新着的春装。这两句为以下的情绪由喜转悲作了铺垫。“玉闺”二句写主人公回房。一晃，日落了，这春意盎然的日子，时光总是那般易逝，乘着那装饰华美的车子，恋恋不舍地归至皇城东面的青门之中，那是她独身栖居的小天地。“游衍”四句，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复杂心情：本以为那盎然的春景，那外出游玩的乐趣，能驱走心底的那份惦念，谁知这“销愁更愁”的消遣，却更加勾起对丈夫的无限思念，春景甚美，然身边少了那个共赏美景的人，纵是再美的景致，在她的心里，都比不上他那一抹含情脉脉的眼神。这次第，怎生勾起了无限伤感之意，却只有暗自垂泪，手里的彩绢，都被那思念的泪珠湿润了。时常在睡梦中梦见那远方的身影，望见他那高大的身姿，闻见他那熟悉的气息，归来时天色已暗，恍惚间，恍若见到了那梦牵萦绕的身影。结句归为女子羡慕同栖双燕之乐。她望着那屋檐前双宿双飞的燕子，猛然慨叹，自己竟不如那檐前双栖的燕子，表现了妇女对丈夫的思念和期盼丈夫归来的情怀。
这是一份孤独的美丽，亦是一份美丽的哀怨。在诗人的笔下，活脱脱的一位独居深闺的贵族少妇，承载着满心的思念之心，在这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更是衬托出她内心的复杂之境，那份哀思，那份幽怨，亦夹杂着几许无奈。怨，却怨不了谁，只是心底那汹涌的思念之情，却是怎么也无法排遣消散的。
简单朴素的语言，却是那般深入到位地描绘出诗中女子复杂曲折的心理，这归功于诗人巧妙的笔法和细腻独到的心思。一字一句，虽是平淡，却都是精雕细琢，勾勒出无尽的意境的；二是诗中反衬手法的妙用，初春乍始的景色，亦引发出女子心底相思之情的萌动，她尽情的游乐，反却徒增相思之苦，末句那双宿双飞的燕子，更是反衬出少女内心的伤感。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