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六句，重在描绘诗人所见“孤松”之景，写“孤松”枝叶繁茂、清风中显得那样潇洒自得；“孤松”苔绿叶翠，秋烟中更添膘胧之美。这给人以孤傲自恃，超然物外的感觉。末二句，侧重体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此诗借孤松自喻，借物抒怀，写孤松的潇洒高洁、顽强挺拔的品性，赞颂“凌云霄”的孤松，表现出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希望孤松上冲千尺、直上云霄，侧重体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暗寓出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首联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松树苍劲挺拔、松树枝叶稠密昂首天外的景致。诗一开头，就说这是一棵“孤松”，突出了它的不同凡俗。接着写松树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四季常青，塑造出松树郁郁苍苍、风朴高洁的形象。
颔联是讲风吹劲松，更觉松树苍劲。风人有诗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清风”、“潇洒”、“日夕”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风因松而见其盛，松因风而见其劲，为下文期盼“孤松”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作铺垫。
颈联两句，再对松树生长的环境进行描写，来烘托松树高大苍翠。“阴生风苔绿”，是说由于松树高大，在它的阴处长出了碧绿的风苔。既言“风苔”足见这棵松树的年岁之长。半空中松树茂密的枝叶，一片浓密翠绿，而地上的风苔也呈现出一片绿色，上下辉映，似乎将周围的空气都要染绿了似的。“色染秋烟碧”，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迷人景象。其中一个“染”字用得妙，将景物都着上了宜人的色彩。
最后尾联两句以夸张的口吻极言其高。正是抒写的诗人见“孤松”而生的感叹，但不是以上所说的那种感觉，却是一种因不满足于眼前之景而萌生的期待、盼望之情。
此诗借用“孤松”、“清风”、“游云”、“日夕”、“苔绿”、“秋烟”、“苔绿”、“云霄”、“染”、“凌”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易使读者产生激昂振奋的感觉，侧面衬托出“孤松”潇洒高洁、顽强挺拔的品性，表现出诗人不满足于“孤松”的潇洒自得，向往着“直上数千尺”的凌云之势，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道明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这篇诗是《大雅》的首篇，歌颂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这指明此诗创作在西周初年，作者是周公。后世说《诗》，多从此说。余培林《诗经正诂》说：“观诗中文字，恳切叮咛，谆谆告戒，……故其说是也。至此诗之旨，四字可以尽之，曰：‘敬天法祖。’”此论可谓简明的当。
《诗经》中有多篇歌颂文王的诗，而序次以此篇为首，因为它的作者是西周王朝的政治代表人物、被颂扬为“圣人”的周公，诗的内容表达了重大的政治主题，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歌颂文王，是《雅》、《颂》的基本主题之一。这是因为文王是周人崇敬的祖先，伟大的民族英雄，周王国的缔造者。姬昌积五十年的艰苦奋斗，使僻处于西北的一个农业小国，逐渐发展为与殷商王朝抗衡的新兴强国，他奠定了新王朝的基础；他又是联合被侵略被压迫的各民族，结成统一战线，反抗殷商王朝暴虐统治的政治联盟的领袖；他组织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他生前已经完成对殷王朝的三面包围，完成了灭商的决战准备；他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以代天行道、反对暴政实行“仁德”为旗帜，适合当时各民族各阶级反对暴虐统治与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因而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他死后三年，武王继承他的遗志，运用他组织的力量，抬着他的木主伐商，一战成功，推翻了殷商奴隶主政权，建立了比较开明的周王朝。文王是当之无愧的周王国国父，对他的歌颂，自然成为许多诗篇的共同主题。每个时代都曾产生自己时代的颂歌，歌颂自己时代深受爱戴的政治领袖，歌颂为自己的民族、阶级、国家建立功业的英雄，歌颂文王的诗篇，就是在上述现实基础上理所当然的历史产物。
如同每个时代的颂歌都体现它们产生时的时代精神，文王颂歌也打上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的时代烙印。诗篇歌颂他是天之子，具有非凡的人格和智慧，是道德的楷模，天意的化身，赐予人民光明和幸福的恩主，是把他神圣化、偶像化了。
这篇诗与其他的文王颂歌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歌颂之外，作者还以深谋远虑、富有政治经验的政治家的识见，向时王和全宗族的既得利益者，提出敬天法祖、以殷为鉴的告戒，以求得周王朝的长治永安。
全诗七章，每章八句。第一章言文王得天命兴国，建立新王朝是天帝意旨；第二章言文王兴国福泽子孙宗亲，子孙百代得享福禄荣耀；第三章言王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继承传统；第四章言因德行而承天命兴周代殷，天命所系，殷人臣服；第五章言天命无常，曾拥有天下的殷商贵族已成为服役者；第六章言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才能天命不变，永保多福；第七章言效法文王的德行和勤勉，就可以得天福佑，长治久安。
很明显，贯穿全诗始终的是从殷商继承下来，又经过重大改造的天命论思想。天命论本来是殷商奴隶主的政治哲学，即“君权神授”，统治者的权力是天帝赐予的，奉行天的旨意实行在人间的统治，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天意，天意永远不会改变。周王朝推翻殷商的统治，也借用天命，作为自己建立统治的理论根据，而吸取殷商亡国的经验教训，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上天只选择有德的人来统治天下，统治者失德，便会被革去天命，而另以有德者来代替，文王就是以德而代殷兴周的。所以文王的子孙要以殷为鉴，敬畏上天，效法文王的德行，才能永保天命。这是此诗的中心思想。
全诗没有空发议论，而是通过对文王功业和德行的歌颂，以事实为依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歌颂文王福泽百世，启发对文王恩德的感戴之情，弦外之音就是：如果没有文王创立的王朝，就没有今日和后世的荣显。作者又以殷商的亡国为鉴戒，殷商人口比原来的周国多得多，却因丧失民心而失败，再用殷贵族沦为周朝的服役者这一事实，引起警戒。全诗恳切叮咛，谆谆教导，有劝勉，有鼓励，有启发，有引导，理正情深，表现了老政治家对后生晚辈的苦口婆心。在文王颂歌中，这是思想深刻、艺术也较为成功的一篇。
全诗七章，章八句，五十六句中除三句五言外，均为四言，章句结构整齐。每章换韵，韵律和谐。最突出之处，是诗中成功地运用了连珠顶真的修辞技巧：前章与后章的词句相连锁，后章的起句承接前章的末句，或全句相重，或后半句相重，这样，语句蝉联，诗义贯串，宛如一体。这篇诗的蝉联，除了结构紧凑，还起换韵作用，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每四句承上语作转韵，委委属属，连成一片。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本此。”方玉润《诗经原始》还说：“曹诗只起落相承，此则中间换韵亦相承不断，诗格尤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