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传说合浦有一株杉树，随风远向北方洛阳飞。
胡马感北风尚知嘶鸣，南冠羁居却不能回归。
目送云彩向家乡飘去，离开琴弦手指仍自挥。
秋蓬飞荡失去原住所，光阴转芳草多次芳菲。
长声叹息旅途关山月，风尘沾满天涯客子衣。
注释
裴尚书：裴忌，字无畏。陈宣帝时历位都官尚书。
“传闻” 两句：据晋刘欣期《兖州记》合浦东有一一杉树，叶落，随风入洛阳城内。
南冠： 夏秋楚人之冠。后来也作为远使或囚犯的代称。
“去云”两句：用嵇康“风送归鸿，手挥五弦”句意。
陈文帝天嘉四年（563），作者正流寓岭南，恰逢长安有使者至，便写此诗寄交在朝中任尚书的裴忌，表述了自己在异乡愁苦万端而急盼思归的心情。
起首两句是“兴”，即唤起。合浦（今属广东）指作者流寓之地，洛阳非实指，意思是合浦之杉叶尚能遥飞到洛阳，自己却流落异域，人不如叶。诗人知道岭南的杉叶飞到洛阳是不可信的，所以用“传闻”二字；然而愿望却在挑动诗人，并激发了诗人的想象力。虚幻与常识的起迭，失望与希望的对流，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在乱世尤其表现得突出，因而这两句也有它的社会内容。
“北风”两句是对“传闻”两句的曲折承接，从南与北的地理的间隔上，又暗寓着南北朝在政治上的对立。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诗人的迫切愿望，但国土的分裂使他无法实现这愿望，因而“南”、“北”这两个字，也成为诗人的敏感性的词眼。
前四句是诗人的独白，五、六两句才转入赠诗的对象。诗人和长安使之间应当有对话的，却以目送手挥来代替。诗人要着重表达的是离别时的情绪。这两句原是化用嵇康赠人诗的句意，但加上“徒送”的“徒”，就加强了感伤的效果。江总原来也是以使臣身分而到岭南，这时眼睁睁地望着长安使从他身边离去，自己却仍然留滞着。一去一留，其中就有多多少少要说的话，如同小河下面的潜流。
“秋蓬”句是比自己，“春草”句是说自己在客地已经度过几个春天。但春草的年年芳菲，徒然增添了自己的惆怅。《楚辞·招隐士》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唐代王维《送别》也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句，用意都有共通处。
末两句以关山逗客子，以月光逗风尘：明月本是普照大地的，但对诗人来说，能够让光照到的也唯有衣衫上的风尘而已。
全诗前八句用比喻，对仗也很工整，却不雕琢，这一方面固然表现出作者的才力，一方面也因作者是南朝后期的人，诗的格律正在逐渐趋向成孰稳定。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这首曲子真切地描写了一位妻子在青灯下给千里之外的丈夫写信，但苦于书信难以送达，因此忧伤憔悴的情景，写得形象、生动。曲子用典丰富，但并不晦涩，使整篇作品的意蕴更丰富，更有内涵。
起首“一点青灯人千里”，寥寥七字，包含的故事和情感容量却颇大。首先，由“人千里”三字可看出“离别”的主题；其次，离别的双方是一人远离，一人居留；再次，从“一点青灯”可知整首曲子是从居留者的角度来写的，抒发的也是居留者的思念；最后，“千里”极言二人相距之远，而“一点”又暗示独居者的寂寞，离愁别恨尽在其中。
沉浸于愁苦和思念之中，青灯下的人忍不住发问：“锦字凭谁寄？”“锦字”二字，以简省的笔墨交代出离别双方的关系。前秦苏惠曾织成回文锦书，寄给丈夫窦滔，以述真情，后人便以“回文锦”“锦字”等代称思妇寄给远方夫君的信物。可见，此曲描述的是夫妻之间的离别。“凭谁寄”即意味着无人可寄，因为“雁来稀”，寄书的大雁稀少，无从凭寄。
二人相隔遥远，又音信难通，独对青灯的妻子自然越发孤寂痛苦。“花落”一句，同样于简洁的文字中包含着丰富意蕴。“东君也憔悴”，以春光的流逝喻离别的伤感，其中暗含女主人公对年华易逝的慨叹。“花落”既是实景，也喻示女子青春的陨落，更指向离别的时日之久，以及相见之日的遥遥无期。对女主人公而言，等待是痛苦的，这不仅是因为她必须忍耐一个人的孤凄，也不仅是因为归期的不可知，更是因为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正一点一滴在等待中虚耗。这样一来，作者对于离情的刻画便已相当深入。
“投至望君回。滴尽多少关山泪”，女主人公将眼光投向未来，设想二人相见之日到来之前，她还将流下多少眼泪。“多少”二字，既说明与重见之日相隔的时日之长，也体现出女子思念之深，这份思念不会随着时日的推移而变淡，也不会因为与夫君隔着重重“关山”而消散。“关山”与首句“千里”相呼应，使整首小令首尾相连，结构完整，空间和时间的阻隔也被巧妙地融为一体，读来浑然如一，不落痕迹。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