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采茶的时节。谚语道：“谷雨谷雨，采茶对雨”；古人云：“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谷雨时，采摘的茶细嫩清香，味道最佳，谷雨品新茶沿袭至今。传说谷雨这天的茶喝了会清火，所以南方有谷雨摘茶习俗。谷雨这天，不管是什么天气，人们都会去茶山摘一些新茶回来喝，以祈求健康。
诗的首联展现了一幅清新的采茶图：谷雨时节，茶山如水墨画一般清新、秀雅、灵动。淡淡一片，新绿一片，蒙蒙一片，如烟如雾，或是牛毛般的细雨，飘洒在娇嫩的茶芽上。采茶人错落有致，协调有序地采摘，像是有人在无声指挥似的，双手有节奏地在茶尖上画着拍子，又似女子在温柔地轻抚琴弦。
“并手”、“难盈笼”，把谷雨采新茶的辛苦与后文以茶馈友的习俗，串成一根情丝，“礼轻情意重”的中华茶礼仪尽显其中。在中国的茶文化史上，常以茶馈送亲友，在这赠送和收受的过程中，许多文人学士常伴以诗文。
本诗尽显了谷雨节气习俗，茶文化礼仪等中国传统文化。
全诗大体可分为三层，开头六句叙述离长安西行情景；中间十六句叙述路遇宇文判官情景，最后八句叙述夜宿陇山情景。
诗的开头从离京西上军起。一开始就写浑骑的飞奔。“一驿过一驿”写路程的遥远，也透露着行进的迅速；“驿骑如星流”，写行进的迅速，包包含着路程的遥远。“如星流”这一比喻把飞驰的驿骑写得很形象。接着用“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对路程的遥远和行进的急切加以补充。以上四句从奔赴边关的急切方面写。以下两句则从奔赴边关的悲愁方面写：“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写抵达陇山及产生的感受。关于陇水，《陇头歌辞》说：“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诗人途经陇山，自然要产生古今相通的行役之情和思乡之感。如诗人在《经陇头分水》中写到的：“陇水何年有，潺潺道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这正是“愁”的内容。以上点出题目“初过陇山”，写总的感受，以急迫而悲慨的情调引起全诗。
以下十六句写途中遇字文判官及双方交谈所得边地情景。诗中先以“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来勾划出一个餐风宿露、鞍马风尘的骑者形像，为“谁家子”的出现蓄势；紧接着又用“西来谁家子”一向来强调，然后以“自道新封侯”来点明骑者的身份与心理。“沙尘”、“雾露”两句可见旅途之艰辛，而“自道”一句却又见骑者的兴奋与自豪，在上层“呜咽令人愁”的基础上，格调为之一转。“前月发安西”以下八句是骑者即字文判官叙述沿途情景。先以四句写路途的遥远，又以两句写天气的恶劣，再以两句写道路的坎坷艰难，从各个方面极写“塞垣苦”，描绘极为真切。边塞如此艰辛而逼出的却是极高昂的情调：“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这就直接揭示出骑者的内心世界，以身许国，公而忘私。这样，上面对边塞苦寒的极力铺写，就成为了突出骑者的必要铺垫。建安诗人曹植曾在《白马篇》中描写了一个“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哪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赴边战士的形象。在两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种以身报国的爱国精神，是古今相遇的。这些诗句，为“西来”的骑者所“自道”，是戍边将土坦率真诚的表白，也是诗人对他们的赞许，其中也表现了诗人的胸襟。
诗的最后八句又收笔写陇山夜景和诗人心境。诗人以“山口月”写所见，以“溪流与松风”写所闻，构成苍凉荒寒的陇山夜景，用它来牵动、来烘托诗人的“离忧”。“别家赖归梦，山塞多高忧”承上两句夜景写愁怀，诗的情调为之一抑，真切传达出远离家乡的诗人的情怀，而最后两句：“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情调顿时一扬，扣应题目“呈”字，以昂扬情调结束全诗。
全诗写初过陇山途中情景，时而有急促的行进，时而有深沉的乡思，时而有边塞的艰辛，时而有昂扬的斗志，使诗的情调如波浪汹涌，充分表达了初赴边塞的诗人复杂的情怀；而以“呜咽令人愁”开头，以“不愁前路修”结束，说明“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这种慷慨昂扬的格调乃是作品的主旋律。由于有深刻的切身体验，诗中写景写事写情都极为真切，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戍边将士的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