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玉华宫，在写此诗时已废为玉华寺，但此诗题不作“玉华寺”，而是写作“玉华宫”，体现了诗人在兵连祸结，国家衰微之时，对贞观之治的无限缅怀和对荣华难驻人世沧桑的感叹，抚今追昔，不禁伤怀无尽。
诗中前八句描写旧宫的凄凉景象。先写旧宫外景：“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宫前溪水回流，松风长啸，苍褐色的老鼠在古瓦上窜来窜去。这遗弃在绝壁之下的宫殿，不知是何代帝王所建？接着写旧宫内景：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那阴森的房中，青莹的灯光仿佛夜间的鬼火一样，年久失修的道路上流着湍急的水，水声好象在哀鸣。而除此以外的一切自然之声，却像笙和竽的吹奏声一样，悦耳动听，宫院内，秋色正显得分外潇洒。这里，作者用穿插手法，在每四句中，前两句写景，欲尽未尽，忽入抒情，在时断时续的跳跃式的写景中，插入自己的感慨，把景与情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情景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同时，在描写上采用了反衬法，即以乐衬哀。当此海内烽烟四起之际，自然声音、自然景物不因人事而变化，在秋色中显得这般美好，而眼前的古殿，却已满目荒凉。一个“古”字、一个“正”字，透出了此中消息，表现了作者在遣词用字上的匠心独具。这样反衬，昔盛今衰的对比更为强烈，作者的人生无常的感想也暗寓其中，为后八句作了巧妙的铺垫。
诗歌后八句抒写对旧宫荒凉的感慨。前四句承上而来，感叹人与物的幻灭无常。先写人：昔日宫中的美女，早已化为黄土，何况那些殉葬的木偶人呢！再写物：当年陪侍太宗的金舆，多么华美，如今何在？
留存下来的，只有荒殿门前那冰冷的石马了。从对人和物的感慨中，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后四句的忧叹。诗人难以承受这所见所感的忧伤，瘫坐在草地上，时而高歌，时而痛哭，泪如雨下。他想：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有谁能够长存永驻呢？这浩茫无际的人生忧伤，真是无终无了啊！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说：“上章（指《九成宫》）以伤乱作结，本章（即《玉华宫》）以忧老作结。”其实，这首诗在忧老中，更多地包含着伤乱的心情。作此诗时杜甫已经四十六岁，除困守长安十年外，又经历了三年的战乱，战乱的摧残，使人感到易于衰老，生死无常，他深刻地领悟到人生的艰辛，更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此时，他看到旧宫的荒凉景象，因景及人，因人而国，将个人的忧伤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忧生而又忧世，使得全诗的意义更为深广，从而产生出更加沉郁的思想力量。
这首诗不仅在结构上显得跳跃而富于变化，同时在音韵上也很有特色。首先，此诗在用韵上，以短促的仄声韵一韵到底，与描写的荒凉景象和抒发的凄楚情绪很协调。其次，诗中多用仄声字，如“苍鼠窜古瓦”、“遗构绝壁下”，都是一平四仄，甚至整句全用仄声字的，如“况乃粉黛假”、“故物独石马”，五字五仄。这就使得诗歌在音律上显得“生拗”，急促有力，造成激昂的声情，给人以一种奇崛的美感。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