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这是作者运用“借树开花法”的又一杰作，借人所熟知的《西厢记》题材进行发挥。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从形式上看，本曲别具特色。
《西厢记》的得名，取自于《会真记》中崔莺莺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本篇的起首安排崔莺莺“人在西厢”，凭这个处所就使读者产生她等待相会的联想。“叫一声张郎”表现出莺莺的思念，“骂一声张郎”则说明张生根本没在身边。这情景同第一句中的“冷清清”三字相应。寂寞独处，却情不自禁地“叫一声”、“骂一声”，这表现出了莺莺的痴情。东墙是崔、张的界墙。《会真记》：“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树，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如今东墙杳无人影，只见杏花乱纷纷地飘落一地。第四句这写景的一笔，既暗示了莺莺小姐引领盼注的方向和目标，又以“乱纷纷花落”象征了她的心绪。她禁不住召来丫鬟红娘打听动向，这是“骂一会”；又怕红娘看出自己心底的秘密，不得不找出种种话题来同她闲聊敷衍，这是“絮一会”。这两句细腻地反映出这位初堕爱河的闺阁小姐的心态。看得清“花落东墙”，说明天光还亮，以上六句当是白天至黄昏之间的情形。
“骂一会”、“絮一会”的结果，是终于打发了漫长的白日，挨到了夜晚上床的时间。作者的诗笔转入了闺房之内。绣床之上，“余”、“剩”、“温”、“闲”这些形容词和动词，其实都是女主人公的主观感受。尤其是“温一半”、“闲一半”，更是传神地写出了莺莺孤衾冷被的独眠滋味，两个“一半”暗示出她对结对成双的美满姻缘的向往。“月儿斜”说明已过了子夜时分，在这时候还能感受到“风儿细”，表明她一直未能入眠。两扇纱窗，开一扇是为了望月，月儿可以激发她对“待月西厢”美好往事的回想；掩一扇则是用来抵御微风的干扰，所谓“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幛”（李白《春思》）。一开一掩，同句中的“月”“风”都互相照应，且烘染出一种冷寂凄清的气氛。这六句纯粹写景，景中却活动着人物的影子。
下半夜即将过去，女主人公才在悠悠的夜思中沉入了梦境，与心上人张生有了相见的机会。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所以连梦也做得不十分顺畅。“绕”字固然说明梦魂不离张生左右，但“荡悠悠”又有一种飘摇无定、可望而不可即或可即而不可留的意味。结果是“萦一寸柔肠，断一寸柔肠”，一边牵挂留恋，一边疑虑伤心。说明崔莺莺平时所遭受断肠的经历与失望的打击，是太多太深了。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颇为矜持的大家闺秀，与本曲中的形象自然不尽相同。可知本篇实是借《西厢记》的题材与人物，来淋漓尽致地进行发挥和代拟。所以曲中的女主角，也可以视作闺中怀春女子的一类典型：她们情窦初开、感情深挚，热切地向往着幸福，可惜却更多地尝受着痛苦的煎熬，免不了在“闲一半绣床”中寸断柔肠。作品缠绵悱恻，情韵悠长，写景、言情、描摹人物形象，俱能入木三分。
从形式上看，本曲也别具特色。全作的一、二、三句与四、五、六句隔句对仗，形成“扇面对”，又与末三句成扇面对，这种首尾的遥对在散曲中称为“鸾凤和鸣对”。七、八、九句与十、十一、十二句也成扇面对，这些对仗无不工整流丽。又本篇在总体上属散曲的巧体之一——“重句体”，即重复运用相同的句式，仅在个别字词上稍作变化。这种重句的巧用以及全篇在对仗上的匠心，造成了作品回环婉转、缠绵悱恻、语俊韵圆、余味不尽的特殊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