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这篇赋主旨是抨击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道德风尚的败坏，控诉了古代社会正直善良而有才华之士不是被埋没就是遭到毁谤谗害而常陷于进退两难处境的极大不幸，表达了作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决心保持高尚的道德与纯朴的节操而远离尘俗之网的思想。全赋情理并茂，语言清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开篇“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诗人以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且独秀于万物起句，表现出入生并无二致的思想，但是由于人们的志趣不同，处世追求也各异，他们“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生活都以“常傲然以称情”为准则，称情适性的生活才是自己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诗人一生所坚持的法则。但是时代的发展又总是超乎人的想象，上古“抱朴守静”的真淳廉洁退让的节操渐逝，代之而来的是大伪斯兴、世俗趋进的风气。上古的淳朴之风就此不复。人们也因驱驰不同而区分为各不相同的群体。那些热衷功名之士，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博得君王欢心，由此奸邪谗佞之徒辈出，“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所呈现出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社会现实，使得社会人人自危，才智之士避政治而远之，纷纷“逃禄而归耕”。
诗人所言既是历史的真实，又是自己的现实。或许诗人看惯了现世的虚伪狡诈之风，更或是自己内心的向往，慨然独倡“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娱”的生存准则，而且要做一个“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而祈誉”的真实的人。而历史上那些“怀琼而握兰”的孤独前行者，抱穷守节、矢志不渝者，他们的不遇局面完全是由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的混浊世风，还有“审夫市之无虎，眩三夫之献说”的昏聩圣上造成的，文章对这种不正常的风气给予最严厉的批评和谴责。
在这种混浊的环境中，诗人提出自己“莫为善之可娱”的处世原则，也表达了自己面对虚伪狡诈的社会而不屑“逐其流而扬其波”，甘愿做一个孤独向善的真隐者的意愿。这是第一层。从“哀哉！士之不遇”进入第二层，在这一层中，诗人历数了圣贤不遇于时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人生观点。张释之、冯唐虽然赖知己而终得升迁，颜回、伯夷好学行义而全其节，但却付出了“苦心而旷岁”“何死生之苦辛”的惨重代价，他们在人生不同追求的道路上荒弃了太多美好的时光，而没有给短促的生命找到快乐的注脚。这也就间接地肯定了诗人自己一贯坚持的人生短促、称性而活、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观，表现出生命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功名利禄只是外在的点缀而已的强烈的主体觉醒意识。
最后结尾自然是基于上述认识的自我心志的陈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指出了自己宁肯固穷，也不会为了虚幻的名利而委屈自己的主张，同时也表达了“谢良价于朝市”的归隐志向。
《海赋》是木华仅存的一篇赋，为赋史上同类题材的扛鼎之作。作品以大海为观照与描写对象，综合的运用了铺陈、比喻、想象、夸张等手法，气韵生动、绘声绘色地展现了大海的“为广”、“为怪”、“为大”的面貌与特点，反映了魏晋时代人们对文献典籍关于海的既在的知性理解和具有航海经历者对海的感性认识。在作者笔下，大海“浮天无岸”，“波连如山”，雄伟壮阔，诡异变幻；大海一旦震怒，则“崩云屑雨”，“荡云沃日”，舟子渔人，萍流浮转；大海极其富饶，太颠之宝，隋侯之珠不足为贵；大海神奇莫测，“群仙缥缈，餐玉清涯”令人遐想。如果说，类似的内容在木华之前的赋海之作中已有表现的话，那么在遵循这一内容框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扩宽艺术层面，加大描写力度，结合现实生活，联系社会人生，从而突出海的个性，则是作家匠心独运的创举。例如：“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飞骏鼓楫，泛海凌山”的描写，显然已与封建王朝的升值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若其负秽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分明包含着作者的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至于写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溺死漂流的惨状，则无疑是航海术尚未昌明的中古时代的滨海居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海赋》之海已不单纯是神灵生息、主宰世界的奇诡世界，而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实践客体。
《海赋》描写细致生动，绘影传神，文笔简洁，对汉大赋罗列排比的传统‘体物’手法有重大突破，着意刻画具体事物的鲜明特点，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与审美品位。后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等都深受其启迪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以孤篇名世的作家。西晋木华即以其瑰奇壮阔的《海赋》有名于当时，垂范于后代。
《海赋》一开始，述说舜帝还在做唐尧臣子的时代，天下洪水泛滥，万里无边无岸，百姓忧之。舜命大禹平水土，大禹开通弘渎，“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上》），“凿龙门，辟伊阙”（《淮南子人间训），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然后，“江河既导，万穴俱流”，“於廓灵海，长为委输”，到这里，才拈出一个“海”字，步入正文。此前的一段笔墨，好比后世小说戏曲的“楔子”，楔出一大篇文章来。“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提纲挈领的带出下文。
“尔其为状也”，是写大海的状貌神情。以下四句，说海水流动相连，既深且广，旷远无边。“波如连山，乍合乍散”，形容确当，得海波之神。“大明”二句，言月落与日出两个时辰，飓风骤起，海岛中飞沙飘石，激浪扬波，宛如天旋地转。“惊浪雷奔，骇水迸集”，确实令人惊骇。待到风静了，犹自余波吞吐，在高峻而不平的山岩中，澎澎有声。至于一些人入海岔流，出而复入，动摇不已，这仍是写海水的动态，写海岸线的情状，与对面的“蛮夷”地域隔海相望，有万里之遥，暗示大海的辽阔。以下设想边远地区如有向朝廷告急之事，那就可以凭借海路迅速传达。这里有一段很精彩的描写，转述恐失其真，就直接引原文吧：
飞骏鼓楫，泛海凌山。于是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绡，挂帆席，望涛远决，囧然鸟逝，鹬如惊鸟之失侣，倏如六龙之掣。一跃三千，不终朝而济所届。
看他写鼓棹挂帆，便渡海如飞，这似乎脱胎于《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然而时代有了进步，内地的渡河、涉江，扩展到了航海，气魄之大，又迈越了前人。这是写海之广。
以下别出一景。大海遇到恶劣的天气，则风暴乍起，吹断帆樯，波冲浪突，似有海中神怪纷起作崇。古人不明台风海啸的起因，以为是神怪所为，但其结果是看到了，这就是“舟子渔人，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鼋鼍之穴，或挂罥于岑嶅之峰。或掣掣泄泄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有些人是终于能够因回头风而送返家园……这是写海之怪，不过是从另外一面来写罢了，同时也可以见出海之广。
海之大，从启南北东西四至之广阔可知，统括为经过的途径，万万里而有余，给人以一个远大的概念。加以鱼龙变幻，神仙潜隐，有许多世间尚未闻知，未有名目的地方和事物，只能出之以大概的想象罢了。譬如说到海水极深之处，有五座神山，下分洪涛，上指青天，众仙所居，有巨鳌负之游走，漂浮南北不定。这一段采取《列子.汤问》之说。至于大海边有天产的珍宝，有水中的怪物，有居于水底的鲛人，有各种色彩的石头，有不同形体的鳞甲类动物，以及沙滩上云锦般的花纹，海螺巨蚌壳内绫罗般的光彩，又“阳冰不冶，阴火潜然”是指极地的冰山，与海中生物所发出的光。其中大多是可以见证的。还有大海中的鲸鱼，写其生时何等的威猛，失势后又是何等的悲惨。海边岩石上的禽鸟，自出生至羽毛长成，群飞嬉戏，“更相叫啸，诡色殊音”，又是何等传神的描写，绝无怪异之态了。这是大海的所藏之富，前者既足惊耳骇目，后者有时亲切有味。
末段又回到神仙、黄帝上面来。“黄帝仙登于天”，见于《史记.五帝本纪》。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亦见于《史记.封禅书》。而大海中蓬莱中的蓬莱三神山，为众仙所居，已见上文。如此历代相传的观念，木华不能不受影响。借海以写神仙，或借神仙以写海，二者都兼有了，笔调也颇有清致。如“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礻参 纟丽 。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于长生。”确有飘飘欲仙的气息；没有这些，也许《海赋》不会写得这么神奇美妙了。最后以概括性的文字归纳了大海的特点，赞叹大海的品格，说它多么广纳众流，虚心受物，得水之德，卑下自居。纳水愈多，潴蓄愈深，品物类生，无奇不有。这些都有根有据，或出于细心的观察，或由于合理的想象，使《海赋》能在中国赋史上屹立不衰，仍是以它写实为基础的构思在起作用，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亦在于此。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