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花词。咏花而志不在花，只是借花形、花态、花性以挥发开去，抒引出词人胸中的万千感慨。
上片伊始“揉破黄金万点轻，剪成碧玉叶层层”两句，便如抖开了一幅令人心醉神迷的画卷，那黄金揉破后化成的米粒状的万点耀眼金花，那碧玉剪出重重叠叠的千层翠叶，若非清香流溢追魂十里的月中丹桂，更无别花可堪比拟。桂花的花朵娇小无比，自不以妖艳丰满取胜，作者紧紧抓住的是它的金玉之质。笔触显得深刻、自然、贴切、生动。“轻”与“重”是相对的，作为黄金无疑是重的，但能揉而破之化为飞入翠叶丛中的万点黄花，不论在事实上还是感觉上都是轻柔的。
接下来笔锋倏然跳出，来了句“风度精神如彦辅，太鲜明”，从花到人、由此及彼，这既把金玉其质的桂花点活了，也把彦辅其人的风度精神点活了。彦辅，是西晋末年被后人称为“中朝名士”的乐广的表字；因其官至尚书令，故又史称“乐令”。据史传记载：乐广为人“神姿朗彻”、“性冲约”、“寡嗜欲”，被时人誉为“此人之水镜也，见之莹然，若披云雾而青天也”。于此可见乐彦辅之倜傥非常。然而词人对历史名人乐广之所以崇敬有加，恐怕是离不开时代的原因：当时正值北宋、南宋交替的乱世，恰像乐广之处于西晋末年一样，乐广能在“世道多虞，朝章紊乱”之际，做到“清己中立，任诚保素”，无疑地这便是身处季世的词人所遵奉的做人标则。若此，则清照将桂比人、将人拟桂，便在情理之中了。“太鲜明”三字是褒扬之词，不论是花中仙品──桂子，还是“人之水镜”──乐彦辅，都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
下片起始也和上片一样，是一副对句“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麄生”。寒梅、丁香均为芳香科植物，为世人所深爱。尤其是傲霜凌雪的梅花更是花中之佼佼者，清照笔下原亦不乏咏梅佳句，如“雪里已知春信至”、“香脸半开娇旖旎”、“莫辞醉，此花不与群花比”（《渔家傲》）、“良宵淡月，疏影更风流”（《满庭芳》）等，竟以“俗”、“粗”加之呢。应是缘于有所“感”而产生的一种情。即如欢乐的人看见周围的一切都闪着使人愉悦的光环，而被愁苦笼罩的人即使看到平素喜爱之物，也会撩起如云涌起理而还乱的愁绪。更词人在这里又采用了抑彼而扬此的手法，明贬梅与丁香的“粗”、“俗”，暗誉丹桂之清、雅，以达到更加鲜明主题的目的。
结尾句“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终于点出个“愁”字来。这两句语意自然十分明了，其未点透处却是词人含嗔带斥地指责的对象，不外桂花与梅花和丁香之间，虽皆可诠释得通，如以作者的明贬暗誉的手法来看，这里指的该是金花玉叶的桂花。这个结尾，似是词人谓桂子：我是如此执着地倾心于你质地高雅、不媚不俗，而你却竟以沁人的馥香惊扰了我的千里梦，却也太无情了。
该词写作特点上片侧重正面描写桂花质地之美，从形到神、由表及里，表现出贵而不俗、月朗风清的神韵，重在精神气质；下片则运用对比手法，进一步衬托桂花的高雅，重在随感，带有较为浓郁的主观感受。上下合璧，借花抒情，便成了一篇回味无穷的小调。
词人起笔还是一声叹息：“留不得！”两次叹，心情愈见深重，情调愈见悲凉。与上一首一样，作者在此片里着力以景带情去激发读者的共鸣。但在具体的描写里，手法又有变化。上一首写景不见人，这一首，人物构成画面的一个部分，以画面人物的愁苦、悲寂直接打动读者。“肠断故官秋色”，第一笔就勾勒出一个哀伤至极的人物形象。枝枯叶黄、衰草丛生的故官秋色，令其肠断，既在写景，也在写情。“故宫” 与上首词中的“故国”一脉相承。“瑶殿琼楼”极写宫殿的富丽华美，暗含了作者对故官兴盛之景的追忆。但是，了无生气的一池死水却又告诉作者那一切俱已过去。华美的官殿倒映在死寂的池水里，多么鲜明而刺激的对比。“波影直”的“直”突出地表现了故官的冷落和萧条，也突出表现了画面人物目注神驰，眼光呆滞的情态。一瞬间，万簌俱寂，一切都凝固了。作者乘机跳到远处，放大视角，摄下了一个极为凄楚、悲怆的镜头：“夕阳人独立”。昏黄惨淡的夕阳照耀着澄黄、明亮的琉璃瓦，枯黄透明的秋叶陪衬着一个瘦小孤寂的背影。象一幅质感很强的油画，却更比油画动人心弦。此处实不可留。
“见说长安如奕”，作者宕开一笔，引起下片对“思君”主题的回归。作者欲知“君”的踪迹，欲寻你而去，不知怎么做， “水驿山陲都未识”是说不知路途，不认路标。即使想与你梦中相见都不可能。既行不得，又留不得，归的路子也堵死了。“归不得”这句，感叹人生的酸楚和绝望。
这是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方孝孺对豫让的评论，则别有卓见，既深于司马迁的认识，又无矫枉过正之偏颇。他认为，真正的忠臣烈士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具有改治远见，敢于犯颜直谏，防患未然；而不应计较个人恩怨，或在祸患发生之后，凭血气之勇，怀死名之义，以沽名钓誉。据实说理，剖析透彻，评论抑扬得体，颇有见地，文章层层深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首段提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准则，以为中心论点而提拿全文：“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子未形，保治子未然，仰身全而主安。”这就是说，真正的忠臣烈士，应当竭尽自已的智谋，向君主提出忠直的劝告和好的方略，把祸患消灭在未形成之时，把动乱的因未消灭在萌芽之时。否则，“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须命于既致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则为君子所不取。
第二段，联系豫让立身事主的言行，加以分析评论。运用故转故纵手法，先肯定豫让为智伯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文士也”。然后提出异议：“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意即豫让的死确乎是忠诚的表现，可惜他对待死的方法还存在不忠的成分。何以证之，一是他自我摧残和自杀的动机是为了自已名垂后世，而不是为国为民——“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二是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立身事主皆从个人恩怨出发，但求取于等价，而缺乏自我牺牲精神，当赵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时，豫让则颇为自是地争辩：“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基于以上两点，方孝孺发出了“让有余憾”的感慨。方孝孺通过豫让的言行以窥见其灵魂，认识达于深层而胜过司马迁一筹，文章贵乎“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正是《豫让论》难能可贵之处。
这段剖析论证，具有举重若轻，水到渠成之妙。这是由于作者着于洞见豫让的思想症结以及司马迁对豫让认识的不足，着意引豫让的言行加以剖析，词不泛没，语不虚置，而无隔靴搔痒、空发议论之弊。
第三段则更深人一层，明确指出：“国士，济国之士也”——国士，是拯救国家的有识之士。用这个尺度来衡量豫让，即使对把他当作国士的智伯，也算不得竭忠尽智的忠臣，为了阐明这个观点，作者先以段规、任章为例，说明他们立身事主，从不考虑个人恩怨，尽管韩康子、魏献子没有把他们以“国士待之”，但他们都竭忠尽智，力劝其主，纵智伯之欲“以骄其志”，加速智伯的灭亡。郄疵事智伯，智伯也不曾把他当作国士看待，但他看破韩、魏的险恶用心，便竭力劝谏智伯，不要见利忘乎所以，因小失大。虽然智伯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郄疵已奉献出他的智谋并对智伯进行忠谏，尽了臣子之责而问心无愧。豫让则恰恰相反，“当智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作为豫让，他并没有申明义理，使智伯知所警惕，更没有反复力谏。倘若真是事君为国，三谏不从，就应提前自死在这一天。智伯虽顽冥不灵，也会被豫让的诚意所感动，或许能够醒悟，而有治国长策。然而，在这个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豫让却“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不配作国士。智伯败亡了，却禁不住一时的血气冲动，逞匹夫之勇，情愿把自己归附到刺客一类人之中，文中两次反诘“何足道哉”，探沉感慨，表明了作者的意向。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段用比较的方法，更雄辩地证明，智伯虽把豫让看作国士，豫让却愧对智伯，未能真正“以国士报之”。
行文至此，作者已把自己的观点和认识，阐述得十分透辟，使读之者深思而获启益。然而豫让毕竟与厚颇无耻之徒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文章结尾指出：“虽然，以国士而论，让固不足以当之；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这就作到了抑扬得体，评论公允，而不失之偏颇。这段结尾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文章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言简意赅，“语不多赞”。
此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