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区别于唐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宋诗更重视对画意的表现。考其原因，或许是宋代绘画特别发达，而许多知名作家又每兼具画家和诗人两种身份的缘故(顺便应该提到，宋代的题画诗也较之前代更为发达)。苏轼、米芾诸人固不必说，即如张公庠《道中》：“一年春色已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路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郑獬《绝句》：“田家汩汩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武衍《湖边》：“日日湖边上小车，要寻红紫醉年华。东风合与春料理，忍把轻寒瘦杏花。”李显卿《溪行》：“枯木扶疏夹道旁，野梅倒影浸寒塘。朝阳不到溪湾处，留得横桥一板霜。”法具《东山》：“窗中远看眉黛绿，尽是当年歌吹愁。鸟语夕阳人不见，蔷薇花暗小江流。”都描写精工，诗中有画。道潜这首诗写蒲苇受风的声形，写蜻蜓在蒲苇上站立不稳的姿态，写临平山下，经行之处满眼盛开的荷花，也是充满浓重的画意，表现了宋诗在这一方面的典型特征。但是，诗人们所追求的诗中有画，并不是诗等于画，而是诗画相通，特色兼具。因为，一般说来，诗是动态艺术，画是静态艺术。此诗虽有画意，但强调了自然景物的声形、姿态，仍带有诗的特点，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所以，苏轼作为对诗画都非常内行的作家，一见此诗，就为之激赏。宗室曹夫人还根据诗意画了一幅《临平藕花图》。
诗描写五月仲夏临平山下水边风光，是“诗中有画”的佳作。首句推出一个近景：一片水边的蒲草，在风中翩翩起舞，好像是在表现自己轻柔的舞姿。次句，突出描写一只或数只蜻蜓，因风吹蒲动，想要站在蒲草上，总是身不由己，站不住。蜻蜓与风蒲仿佛在互相争戏，颇有风趣。第三句，承上启下，宛转变化，补叙出前两句所写风景的时间、地点、位置，也为结句的写景作了交代和铺垫。第四句，于风蒲背后展开自近到远的风景：在山下道路两边，一望无际的荷花开满了水面，鲜明地表现出夏日江南水乡清丽动人的景色。至此，一幅大小映衬、远近有致、动静相生、工笔与写意相结合的图画，便清晰而富有层次地展现在大家眼前。诗歌无一句一字抒情，却在所写景物中让读者感受到内心的闲适以及对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诗人把蒲草拟人化了，写得它像有知觉、有感情似的，在有意卖弄它的轻柔。蜻蜓欲立又不能自由停立的瞬间姿态，也写得很传神。作者静中写动，以动衬静的艺术技巧，十分高超。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通常的回文诗，主要是指可以倒读的诗篇。回文诗尽管只有驾驭文字能力较高的人，方能为之，且需要作者费尽心机，但毕竟是文人墨客卖弄文才的一种文字游戏，有价值的作品不多。宋词中回文体不多，《东坡乐府》存有七首《菩萨蛮》回文词。
苏东坡的回文词，两句一组，下句为上句的倒读，这比起一般回文诗整首倒读的作法要容易些，因而对作者思想束缚也少些。东坡的七首回文词中，如“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等，下句补充发展了上句，故为妙构。
这首回文词是作者“四时闺怨”中的“夏闺怨”。上阕写昼眠情景，下阕写醒后怨思。用意虽不甚深，词语自清美可诵。“柳庭”二句，关键在一“静”字。上句云“风静”，下句云“人静”。风静时庭柳低垂，闺人困倦而眠；当昼眠正熟，清风又吹拂起庭柳了。同是写“静”，却从不同角度着笔。静中见动，动中有静，颇见巧思。三、四句，细写昼眠的人。风吹香汗，薄衫生凉；而在凉衫中又透出依微的汗香。变化在“薄衫”与“薄汗”二语，写衫之薄，点出“夏”意，写汗之薄，便有风韵，而以一“凉”字串起，夏闺昼眠的形象自可想见。过片二句，是睡醒后的活动。她那红润的手儿持着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而这盛了冰块和莲藕的玉碗又冰了她那红润的手儿。上句的“冰”是名词，下句的“冰”作动词用。古人常在冬天凿冰藏于地窖，留待夏天解暑之用。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诗“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写以冰水拌藕，犹此词“手红”二句意。“郎笑耦丝长，长丝藕笑郎”，收两句为全词之旨。“藕丝长”，象征着人的情意绵长，古乐府中，常以“藕”谐“偶”，以“丝”谐“思”，藕节同心，故亦象征情人的永好。《读曲歌》：“思欢久，不爱独枝莲（怜），只惜同心藕（偶）。”自然，郎的笑是有调笑的意味的，故闺人报以“长丝藕笑郎”之语。笑郎，大概是笑他的太不领情或是不识情趣吧。郎的情意不如藕丝之长，末句始露出“闺怨”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