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此词写艳情。它以秾丽的语言描绘艳情,没有丝毫的隐晦,冶雅俗于一炉可谓极小词之能事。这一点,也可算是牛峤自己的风格。
词中以男女幽会为主要内容,侧重写幽欢过程中的情景和女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词风大胆泼辣,淋漓尽致。首句写室内陈设的华丽:玉炉,状香炉之华贵;冰簟,状竹席之晶莹凉爽;鸳鸯锦,状锦被之华美。此词通过首句景物的描写,为一对情人的幽会安排了特定的环境,而且第二句紧接着写幽会,词意径露,不避浅宿,在《花间集》中也是罕见的。然而写欢情也只是到此为止,词人在笔下还是注意分寸的。一下二句。他便宕开一笔写外在因素的侵扰和女主人公细微的心理变化。当他们欢情正恰时,帘外传来一阵辘轳声,划破了长夜的宁静,报道了拂晓的来临。这好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里,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应。“敛眉含笑惊”,就是辘轳声在女主人在感情上激起的波纹。“敛眉含笑”,正尔欢浓,早汲水声传,顿惊晓色,所谓“欢娱嫌夜短”也。简单五个字,概括了女主人公刹那间复杂的感情变化,用笔何其精炼而准确。
换头一句,从室内写到室外,化浓艳为疏淡。细玩此篇词意,“柳阴轻漠漠”一句并非写一对恋人在柳荫下相会。盖由夜至晓,初日斜照,窗外的杨柳已投下一片阴影。柳阴非但表现了时间的转移,且与起句的“冰簟”相呼应,说明季节已届夏天。何以得知并非写柳荫相会,下面一句可以为证。“低鬓蝉钗落”,语本李商隐《偶题二首》之一:“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可见仍写枕边情事。
由于下阕仍写室内,故结尾二句便有了着落。一般小词均以景语作结,给读者留下想象余地,此词却以情语取胜。其实如果从严要求的话,这两句不免过于狎昵,作艳语者无以复加,却能备受前人称道,主要是因为它大胆地描写了女子感情生活的热烈追求,直抒胸臆,毫无掩饰,也毫无假借,更没有其他小词中那种欲吐还吝、扭捏作态样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它还打破了几千年来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现了女主人公爱好个性自由、反抗封建礼教的精神。一句话,它塑造一个生活中真实、人性未被扭曲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特点的人。就词风而言,则于婉约中具豪放之笔,在唐五代词中极为少见。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
这阕词,给人印象最深的当是它的构思。“云藏鹅湖山”本是极平常的自然现象,但出现在作者笔下,劈头就是“被谁偷了最高山?将谓六丁移取去,不在人间。”山被偷,已是相当新奇,何况又具体怀疑到六丁(道教神名,火神)身上,这就更加生动。一个极普通的题材,经这么一构思,便立觉妙趣横生。上半阕说山已不在人间,这当然是故作的幻想,新巧一些也许并不足怪。可是下半阕说破山被云遮的真象以后,仍然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因为作者同样采取了“直意曲一层说”的手法。本来是云遮山,词中却说“晓云闲”,“特地遮拦”;本来是风吹云散,山岳重现,词中却说“喜得东风收卷尽,依旧追还。”这里,晓云和东风同六丁神一样具有生命,而且如若不去“追还”,山还会再次被偷去。艺术之不同于说教,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具有趣味性的精神产品;人们之所以能从艺术品那里得到娱乐和享受,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有趣味。本篇的作者章谦亨“尝为浙东宪,风采为一时所称,然蕴藉滑稽,不同流俗”(《绝妙好词笺续钞》)。这种独特的个性,帮助作者从人们司空见惯的题材中发现情趣,并用幽默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因而使词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风趣不是艺术的根本目的。艺术美应当是对生活美质的表现。拿这首词来说,它的魅力的根本所在,乃是对“云藏鹅湖山”这一美景的描绘。只是作者的手法过于巧妙,全篇虽然没有正面描写鹅湖山之秀美,但经过仔细品味,你不仅能看到山美,而且还能看到云美。首先,作者在“犹怯春寒”的时节,冒着清晨的凉气去“台上凭栏干”,自然是由于此时的鹅湖山最美。这里作者没有直说山美,但他的情趣与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引导着读者对鹅湖山产生无限的向往。其次,六丁、晓云、东风都是优美的,而设想出的偷、移取、收卷、追还等情节也如神话一样美丽动人。再说,人冒着春寒去看山,不料山却被六丁“偷取”,最后才有东风追还——人、神、云、风形成你争我夺的热闹场面,当然也是因为鹅湖山太美的缘故。最后,字面的表现虽然着墨较淡,但也不是一点没有。比如“与天一样白漫漫”描写无边的云海,就给人以美的视觉享受。再如“春”日的时令,“晓”间的风光,也都使“云藏鹅湖山”显得更美。
辛弃疾闲居期思村时作有《玉楼春》词戏赋云山云:“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章谦亨在铅山曾访问过稼轩期思故居。这首词在构思上当受稼轩影响,当然也有他自己新的东西,对照读之,当各知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