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由六首七言绝句组成，是岑参在封常清幕府供职时为封所作的颂歌之一。“封大夫”即封常清，他瘦瘠跛足，入伍后凭借谋略战功，迅速升迁，曾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摄御史大夫兼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瀚海军使，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冬，他率军大破播仙，此诗所记就是破播仙之战。《破播仙凯歌》前四首写凯旋，后两首则追叙战斗情形。“蕃军遥见汉家营”一首最具个性特色，是边塞诗中少有的慓悍之作。
从“蕃军遥见汉家营”及组诗其二的“营幕傍临月窟寒”，可以看出战前呈两军对垒的形势。从组诗末首的“暮雨旌旗湿未干”，则可知战事告捷有赖雨夜偷袭的成功。“满谷连山遍哭声”则是夜袭时的实况：蕃兵从睡梦中惊起，已是杀声震天，战场一片哭声。但诗人没有完全按实况的顺序安排，而是将这遍地哭声安排在对垒句后，这就产生了一种先夺其志（斗志）的效果。而夺志比夺帅，更是兵家之大忌。唐军决胜，已唾手可得了。
“万箭千刀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二句采用放笔直干的写法，展现夜袭的激烈战斗场面，字里行间充满刀光剑影。“万箭千刀一夜杀”，句中连用万、千、一三个数目字，深刻地描写了战争的激烈和厮杀的残酷无情。“一夜”可见战斗持续时间长是一场恶战；但就整个战役而言又可谓速决，最后，是一个令人发怵的诗句：“平明流血浸空城。”表现战血和雨水相渗和，红成一片。但在“一夜杀”三字后，推出“流血浸空城”的“镜头”，就产生了一种怵目惊心的感觉。在前句杀声哭声震天的描写后，出现这个红色恐怖画面，又产生了死一般沉寂的效果。
“暮雨旌旗湿未干”一首在写法上，较接近盛唐人普遍的时代风貌。它采取了“正面不写写旁面”的办法，通过战斗结束后的天明时分，战场上失主的胡人战马“空鞍”，来暗示战斗的激烈，显得含蓄蕴藉。“暮雨旌旗湿未干”与“平明流血浸空城”，都以“湿”的场面，显示出战事刚刚结束，杀气尚未全消。
这是一首豪气快意的小令，前两句先通过服饰、车马表明自己身居高位；接下来再正面抒发自己气吞山河的气势，以及辅佐帝王、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全曲写得气势非凡，一气贯通。
开篇两句呈现出一种华丽的贵胄之气和踌躇满志之态。“金鱼玉带罗襕扣”是从衣饰显示出其品阶，显然伯颜此时已身居高位，位列五候，甚是尊贵。他所佩戴的金鱼鱼符，所系的玉饰腰带，所穿衣服的扣子，无一不是达官贵人特有的佩饰，昭示着他们的门第身份和地位。
“皂盖朱幡列五候”，写的是其仪仗车饰，显示其位高权重。古代高官出行往往用黑色的车盖，红色的旗帜，即“皂盖朱幡”。元代并无裂地封侯之制，此处用“列五侯”来表明他身处高官显贵之列。
位高者权也重，对江山社稷自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写的就是这层意思。疆域虽大，河山虽壮，却全在俺笔尖掌握。有一种站在河山之巅，俯瞰中华大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天下之大，舍我其谁的豪气。将河山之重与笔尖之轻相提并论，有举重若轻的洒脱与优游感。
“得意秋，分破帝王忧”的结句将作者的志得意满和豪气干云演绎到极致。据说作此小令之时，伯颜已率师攻破建康，与其他两路元军会师临安，南宋幼主已降。此时，正是伯颜建功立业的得意之秋。此句实际上是作者自明心志，建功立业并非是要图谋个人荣华，而是要为帝王分忧，其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的气魄令人感佩，难怪他病卒后，谥“忠武”。
这首小令朴实、飘逸，有豪迈之气，其中“山河判断在俺笔尖头”之句颇有宏大气象。前几句极言其“武”，英武和事功兼备。后面一句点题，表明其“忠”。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第一段主要阐明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
因为两人之间有分歧，所以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王安石在第一段第一句写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昨日蒙教”是礼貌性套语；第二层提到与司马光“游处相好之日久”，感情色彩很浓，使司马光很是舒服；第三层急速转到“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点明二人政治上不投合的原因所在。这三层意思集中在一句话里显出高度的概括力，亮出了分歧的焦点所在。不伤感情，态度坦率。第二句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司马光见解坚定，并不肯轻易改变，所以“虽欲强聒”多讲几句，一定得不到见察；对于洋洋洒洒三千余字的来信，只作简单答复，不再一一白辨。第二层是：经过仔细考虑，司马光很是看重自己，书信往来，不宜鲁莽，所以要做详细解释，希望司马光能够宽恕。这里说明了作者的态度和方法，又显示出冷静沉着。
第二段是全文驳斥的重点部分，作者以“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为论证的立足点，分别对保守派谬论进行驳斥，表明自己坚持变法的立场。
在辩驳之前，先高屋建瓴地提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一一名实问题。名正则言顺而事行。但站在不同立场，对同样一件事（即“实”）是否合理（即“名”是否“正”）就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司马光在来信中指责王安石实行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这些责难，如果就事论事地一一加以辩解，那就很可能会因为对方抓住了一些表面现象或具体事实而陷于被动招架，越辩解越显得理亏；必须站在高处，深刻揭示出事情的本质，才能从根本上驳倒对方的责难，为变法正名。先驳“侵官”。作者不去牵涉实行新法是否侵夺了政府有关机构的某些权力这些具体现象，而是大处着眼，指出决定进行变法是“受命于人主”，出于皇帝的意旨；新法的制定是“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经过朝廷的认真讨论而订立；然后再“授之于有司”，交付具体主管部门去执行。这一“受”、一“议”、一“授”，将新法从决策、制定到推行的全过程置于完全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侵官”之说便不攻自破。次驳“生事”。“举先王之政”是理论根据，“兴利除弊”是根本目的。这样的“事”，上合先王之道，下利国家百姓，自然不是“生事扰民”。再驳“征利”。只用“为天下理财”一句已足。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征利，而在于为谁征利。根本出发点正确，“征利”的责难也就站不住脚。然后驳“拒谏”。只有拒绝正确的批评，文过饰非才叫拒谏，因此，“辟邪说，难壬（佞）人”便与拒谏风马牛不相及。最后讲到“怨诽之多”，却不再从正面反驳，仅用“固前知其如此”一语带过，大有对此不屑一顾的轻蔑意味，并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议论。
这一段，从回答对方的责难这个角度说，是辩解，是“守”；但由于作者抓住问题的实质，从大处高处着眼，这种辩解就绝非单纯的招架防守，而是守中有攻。例如在驳斥司马光所列举的罪责的同时，也就反过来间接指责了对方违忤“人主”旨意、“先王”之政，不为天下兴利除弊的错误。特别是“辟邪说，难壬人”的说法，更毫不客气地将对方置于壬人邪说代言人的难堪境地。当然，对司马光的揭露和进攻，主要还在下面一段。
第三段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紧承上段结尾处怨诽之多早在意料之中的无畏声言，作者对“怨诽”的来历作了一针见血的分析。
先指出：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非一日，朝廷士大夫多以不忧国事、附和流俗、讨好众人为处世的良方。在王安石的诗文中，“苟且”是因循保守的同义语；而“俗”与“众”则是为保守思想所浸染的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势力。这里揭示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质，正为下文皇帝的“欲变此”和自己的“助上抗之”提供了合理的依据。因此接着讲到“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只是说明保守势力的反对势在必然，却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的有理和有力。接下来，作者举了盘庚迁都的历史事例，说明反对者之多并不表明措施有错误，只要“度义而后动”，确认自己做得是对的，就没有任何退缩后悔的必要。盘庚之迁，连百姓都反对，尚且未能使他改变计划，那么当前实行变法只遭到朝廷士大夫中保守势力的反对，就更无退缩之理了。这是用历史上改革的事例说明当前所进行的变法的合理与正义性，表明自己不为怨诽之多而改变决心的坚定态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可以说是王安石的行事准则，也是历史上一切改革家刚决精神的一种概括。
答书写到这里，似乎话已说尽。作者却欲擒故纵，先让开一步，说如果对方是责备自己在位日久，没有能帮助皇帝干出一番大事，施惠于民，那么自己是知罪的。这虽非本篇正意，却是由衷之言。紧接着又反转过去，正面表明态度：“如日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委婉的口吻中蕴含着锐利的锋芒，一语点破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思想实质，直刺对方要害，使其原形毕露，无言以对。
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简洁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这篇文章有三个写作特点。
第一个特点，作为书信体议论文首要特点是行文简洁、结构严谨、没有枝蔓，全文除开头和结尾段用几句酬答的礼貌语言以外，紧紧扣住保守派几个主要论点进行驳斥，只驳论点不涉及其它事情，结构非常严谨，驳斥时针对其要害，言简意明，使文章短小精悍。
第二个特点，论证方法多样。本文的论证方式是驳论，其反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第一直接反驳，如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第二个举出根据进行反驳，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这里就举出了有利的根据，说明不是自己独出心裁，而是受命于皇帝，是朝廷议过的法度，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合理合法的。第三举出史实进行反驳，举出历史的事实来进行反驳，如“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这里以历史上曾有过的如何对待怨诽的事实为表率，表示自己不以流言蜚语而动，既委婉地反驳了怨诽之多的责备，又表达了自己变法的坚强决心。整个反驳是明确而有力的，言简意赅。
第三个特点，是气势磅礴，寓刚于柔。全文所以有压倒论敌的浩然正气有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立足于理，理足则气势。二，擅于排比，连用排比驳斥对方，则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第三，擅用反语，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气盛言怡，铿锵有力，虽则全文傲岸之气，愤然涌出，强调坚持改革的决心不可逆转，但语气相当委婉，柔中有刚，如比如说详细的说明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您或许能原谅我，结尾又说您批评未能帮皇上大有作为，那我知罪了，但让我什么也不要做，墨守常规就行，那我是不敢领教的。这样做一方面照顾多年交往的友谊，一方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全力维护变法的正义立场。
第一首诗写水乡姑娘的采莲活动。
吴姬、越艳、楚王妃三个词连用，铺写出莲娃们争芳斗妍，美色纷呈的景象。第二句正写采莲活动，从“争弄莲舟”来看，似乎是一种采莲的竞赛游戏。唐汝询说：“采莲之戏盛于三国，故并举之。”（《唐诗解》）因为要划船竟采，顾不得水湿衣衫。采莲姑娘那好胜、活泼、开朗的情态就通过“水湿衣”这个细节表现出来。
她们划着采莲船来到一个花的世界，而最后两句点出她们直到月上江头才回去。诗人不急着写回程，而是插叙采莲女来的情境，她们来时被花儿所迎接，可见花儿是很乐意为她们所造访，而隐着一层写她们对采莲这一活动是非常喜爱，近乎于享受。当她们回去时，那月儿实际上也就是花儿，便依依不舍地送她们了。“花迎人”和“月送归”运用了拟人手法，把整个采莲活动的现场给写活了，极富诗意，写荷花迎接采莲女和月亮送别采莲女，实际上还是为了表现采莲女之可爱。
这首诗通过几个动词淋漓尽致地将采莲女应有的性格——活泼开朗表现出来，并以花、月、舟、水来衬托女子的容貌，可以说这就是一部小电影，对刻画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形象而别有韵味。
第二首诗可以说是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幅活动的画面上明显地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田田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
“荷叶罗裙一色裁 ，芙蓉向脸两边开”。诗歌在开始就展现出一幅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美丽画面采莲女的罗裙和荷叶的颜色一样青翠欲滴。比喻虽不新奇，但用在此处却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描绘了田田的荷叶，又写了采莲女美丽的衣裳，两者相互映衬，恍若一体。尤其是“裁”字，用得极其巧妙，罗裙是裁出的，可是此处也用在荷叶上，似从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中得到了灵感，让人感到荷叶与罗裙不仅颜色相同，似乎也是同一双巧手以同一种材料制成的。由此又让人不禁联想到屈原《离骚》中“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感受到这些女子如荷花般的心灵。娇艳的芙蓉花似乎都朝着采莲女美丽的脸庞开放，明写荷花，实则为了衬出人之美，采莲女的美丽，不是闭月羞花式的惊艳，而是如阳光般健康温暖，似乎能催开满池的荷花。这两句诗本自梁元帝《碧玉诗》“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王昌龄的这篇较之则更胜一筹，意义更为隽永。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诗的第三句“ 乱入池中看不见” 是对前两句的补充和深入。它有两重含义：一是突出荷田的稠密, 使人荷莫辨更真实可信；二是突出了观望者的感受和心理活动。其中“ 乱” 字用得十分微妙。末句“ 闻歌始觉有人来” 除了从另一面说明少女被荷田遮蔽与消融，难以被观望者发现以外，又写出一种声音的美，增添了诗的活泼情趣“。乱”字既指采莲女纷纷入池嬉笑欢闹的场面，也可指人与花同样娇嫩难以辨别，眼前一乱的感觉而“看不见”呼应上文，也更显荷叶罗裙，芙蓉人面之想像了，同时也虚写了荷塘中花叶繁茂，人在其中若隐若现之景，并引出下句：“闻歌始觉有人来。”这一句描写细腻入微，仿佛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体会到了诗人当时真实的感受。“始觉”与上句“看不见”呼应，共同创造出了一种“莲花过人头”的意境。“闻歌”也与“乱”字呼应，悠扬动听的歌声表现出她们活泼开朗的天性，同时也为整个采莲的场景添上了动人的一笔。
这首诗句与句联系紧密，意蕴深远，精雕细琢却给人带来清丽自然之感，可以看出王昌龄炼字炼意的高超技艺，对中晚唐的诗歌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是一首登临遣怀之作。
“袖剑飞吟”，据《唐才子传》记载，吕洞宾尝饮岳阳楼，醉后留诗曰：“朝游南浦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词人浪迹南北，与吕洞宾诗中所表现的气质有共通之处。这里借用来抒发自己壮游洞庭的情怀，一开始就树立了一个飘泊江湖的词人形象，并使词篇笼罩在豪迈飘逸的仙气中。“洞庭青草，秋水深深”，八百里洞庭以浩瀚汪洋著称，这里词人只用“深深”二字，便轻轻描绘出它的特征。词篇至此，气象也更为开阔。此外，句中的“秋”字不单点明登楼时令，还以秋日多风和入秋百卉渐衰为下文“一快披襟”、“变尽人间”作铺垫，同时又与词人的苍凉胸怀相表里。“万顷波光”仍写洞庭：“秋水深深”专述涵纳深邃，此句特表醉人美色，两相配合，极见情致。“岳阳楼上，一快披襟”，用独立楼头、任风吹开衣襟的形象衬托词人的登楼豪情。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自然，“一快披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风，更重要的还由于深深秋水和万顷波光的感染。总起来看，上片词风豪中带逸，词人登楼的快意在这里得到了有力发挥。
下片开始，词人笔锋陡转，“快”意顿生波澜：“不须携酒登临。问有酒、何人共斟”，用不须携酒引出无人与共，感情凝滞曲折，章法也开始摇曳回荡。这首词上片写无边美景、惬然游情，下片叹人间多变、国事衰微，过片处直说此番登临不能尽兴，这有异于上片，可谓“能发起别意”。但词人写楼、写湖只是为了抒发兴废之叹，因而无人共饮几句正好把普通的登山临水引入创作“原意”。“变尽人间，君山一点，自古如今”，点明“不须携酒”的原因，揭破主题。词人生活在南宋后期，其时不但收复北方领土已经无望，就是南方的偏安局面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词人面对“自古如今”岿然不动的“一点”君山，难免要想起备受欺凌的“偌大”中国。可是当时的上层人士或流连光景、或苟且度日，似乎无人共饮词人之酒。由此可见上文的“不须携酒”几字包含着无限感慨，而这里的“变尽人间”实为振起全篇的关键：因为只有“人间”才是词人属意的所在，而正因为这个“变”字，词人也才由湖光山色联想到国家民族，进而感物伤怀。
这首词一开始情调昂扬，颇有为眼前景所陶醉的意思，进入下片以后，先用无人共斟道出自己的孤独和苦闷，后以人间变尽点破忧国主题，有如千斛浓愁凝聚笔端。题旨虽在表现词人的深广忧虑，但篇中不仅毫无局促窘迫的影子。相反，还能把执著的爱国热情同超脱的仙风逸气结合成一个整体；同时词中的情绪虽然一再变化，但意脉始终不断，再加上流畅奔放的语句，天真自然的措词，形成了豪健轻快的特殊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