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作者以风雨比喻自己境遇的咏怀诗。这首诗首联借《宝剑篇》的典故发端,反衬自己长年漂泊凄凉的身世。颔联通过对比抒发自己对不平境遇的怨愤。颈联直接写明由于陷入党争,致使新知,旧友都已疏远冷落,更具体表现了自己孤凄寂寞的身世。尾联写自己本欲断酒,但由于忧愁,又不断饮酒消愁。全诗意境悲凉,表现诗人沉沦孤独的感情和遭遇,真切感人。
首句中的“宝剑篇”,系借指自己抒发不遇之感的诗作,故用“凄凉”来形容。从字面看,两句中“凄凉”、“羁泊”连用,再加上用“欲穷年”来突出凄凉羁泊生涯的无穷无已,似乎满纸悲酸凄苦。但由于“宝剑篇”这个典故本身所包含的壮怀激烈的意蕴和郭元振这位富于才略的历史人物在读者脑海中引起的联想,它给人们的实际感受,却是在羁旅飘泊的凄凉中蕴积着一股金剑沉的郁勃不平之气。
“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承上,进一步抒写羁泊异乡期间风雨凄凉的人生感受。前句触物兴感,实中寓虚,用风雨中飘零满地的黄叶象征自己不幸的身世遭遇,与后句实写青楼管弦正形成一喧一寂的鲜明对比,形象地展现出沉沦寒士与青楼 豪贵苦乐悬殊、冷热迥异的两幅对立的人生图景。两句中“仍”、“自”二字,开合相应,极富神味。“仍”是更、兼之意。黄叶本已凋衰,再加风雨摧残,其凄凉景象更令人触目神伤。它不仅用加倍法写出风雨之无情和不幸之重沓,而且有力地透出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自”字既有转折意味,又含“自顾”之意,画出青楼豪贵得意纵恣、自顾享乐、根本无视人间另有忧苦的意态。它与“仍”字对应,正显示出苦者自苦、乐者自乐那样一种冷酷的社会现实和人间关系,而诗人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愤激不平,也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在羁泊异乡的凄凉孤孑境况中,友谊的温暖往往是对寂寞心灵的一种慰藉,颈联因此自然引出对“新知”、“旧好”的忆念。但思忆的结果却反而给心灵带来更深的痛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由于无意中触犯了朋党间的戒律,诗人不但仕途上偃蹇不遇,坎坷终身,而且人格也遭到种种诋毁,被加上“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新唐书·李商隐传》)一类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旧好”关系疏远,“新知”遭受非难便是必然的了。两句中一“遭”一“隔”,写出了诗人在现实中孑然孤立的处境,也蕴含了诗人对“薄俗”的强烈不满。从“青楼自管弦”到“旧好隔良缘”,既是对自己处境的深一层描写,也是对人生感受的深一层抒发。凄冷的人间风雨,已经渗透到知交的领域,茫茫人世,似乎只剩下冰凉的雨帘,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温暖的角落了。
“心断新丰酒,销愁斗几千?”和首联的“宝剑篇”一样,这里的“新丰酒”也暗用典故。初唐的马周落拓未遇时,西游长安,住新丰旅舍。受到冷遇,遂取酒独酌,表现出不凡的气度和性格。后来受到皇帝赏识,拔居高位。诗人想到自己只有马周当初未遇时的落拓,却无马周后来的幸遇,所以只能盼望着用新丰美酒一浇胸中块垒。然而羁泊异乡,远离京华,即使想如马周失意时取新丰美酒独酌也不可得,所以说“心断”。通过层层回旋曲折,终于将诗人内心的郁积苦闷发抒到极致。末句以问语作收,似结非结,正给人留下苦闷无法排遣、心绪茫然无着的印象。
诗题“风雨”,具有象征意蕴。象征着包围、压抑、摧残、扼杀贤才的冷酷无情的社会现实。但品味全诗,便会体会到作者在批判揭露阴暗现实的同时又表现一种积极用世的生活热情。首、尾两联用郭元振、马周之典也流露出对初唐开明政治的向往和匡时济世的强烈要求。这正是一切正直的有事业心而又不遇于时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心境,故此诗具有典型性和深广的社会意义。
这篇散文阐明了借书与读书的关系,以时不待人、时不再来,勉励后学专心攻读。作者在交代写作缘起后,就提出“书非借不书读也”的观点,出人意表,引人深思。此观点看似偏颇,但读者读完全文后,方觉得其深刻,极有道理。作者先以藏书不读作为反证。皇家有《七略》之全四库之富,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然天子读书者有几?”“贵人家,藏书满屋,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至于祖、父辈积书,子孙辈弃而不读,这种现象太多了。于是作者总结道,有读书之便而无借书之苦的人“读书者有几?”否定答案寓于反问之中。
作者接着由书及物,作了类比,指出人的普遍心理是:借于他人,担心别人索回,因此不住地观摩玩赏;但一旦属于自己,就会束之高阁,借口来日再看。这种心理状态说明了“书非借不书读也”的道理。
作者再以自己的经历来现身说法,更增强了说服力。自己幼时家贫借书困难,但“有所览,辄省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说明了“借者之用心专”的道理。后来做了官,有条件买书,却是素蟑灰丝,时蒙卷轴”,这进一步证明“书非借不书读”的观点。
此文最显著的特点是采用对比的方法论述问题。如将藏书者不读书与借书者读书对比,将自己家贫无书之时与有书之时对比,将黄生与自己对比。作者于对比中阐明自己的见解,期望读书人应该珍惜读书的机会,从而发愤攻读,使学有所成。例如以“非夫人之物”与“若业为吾有”作对比;以“余幼好书,家贫难致”的勤学与“通籍后,俸去书来”的疏懒作对比;以“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作对比;以自身的“不幸”与黄生的有“幸”作对比,等等。这样,不仅书够鲜明地阐述观点,也书加深读者的理解,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而且,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袁枚是一位才子气颇重、任性适情的人。他列举天子与富贵人的例子,说明他敢于指责权贵、无视传统的个性。他珍惜少年时代借书苦读的岁月,并对晚辈谆谆告诫,说明他极具人情味。
这首诗,只八句五十六字,却有情节、有人物,展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使人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恨、可悲。
诗的前四句,写催租吏手拿公文,大摇大摆,又怒又笑,催租之外,索要酒钱。后四句,写农民拿出仅有的三百钱,不够差吏喝酒钱,权当草鞋费。这首诗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记叙生动,文字简约,明白如话。
第一句单刀直入,一上来就抓住了“催租”的主题。全篇只有八句,用单刀直入法是适宜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还有,“催租”是个老主题,用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单刀直人法写老主题,容易流于一般化。然而一读诗,就会感到不但不一般化,而且很新颖。这新颖,首先来自作者选材的角度新。请看:“输租得钞”,这四个字,已经简练地概括了官家催租、农民想方设法交清了租、并且拿到了收据的全过程。
旧社会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老话:“早完钱粮不怕官。”既然已经交清租、拿到了收据,这一年就可以安生了。诗人《催租行》的创作,也就可以搁笔了。然而不然,官家催租的花样很多。农民欠租,官家催租,这是老一套;农民交了租,官家又来催,这是新名堂。范成大只用“输租得钞”四个字打发了前人多次表现过的老主题,接着用“官更催”三个字揭开了前人还不太注意的新序幕,令人耳目一新。这新序幕一揭开,一个“新”人物就跟着登场了。
紧承“官更催”而来的“踉跄里正敲门来”一句极富表现力。“踉跄”一词,活画出“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气。“敲”主要写“里正”的动作,但那动作既有明确的目的性——催租,那动作的承受者就不仅是农民的“门”,主要的是农民的心。随着那“敲”的动作落到“门”上,就出现了简陋的院落和破烂的屋子,也出现了神色慌张的农民。凭着多年的经验,农民从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中已经完全明白敲门者是什么人、他又来干什么,于是赶忙来开门。
接下去,自然是“里正”同农民一起入门、进屋,农民低三下四地请“里正”就座、喝水……这一切,都没有写,但都在意料之中。没有写而产生了写的效果,这就叫不写之写。在这里,不写之写还远不止此,看看下文就会明白。“手持文书杂嗔喜”一句告诉人们:“里正”进屋之后,也许先说了些题外话,但“图穷匕首现”,终于露出了催租的凶相。当他责问“你为什么还不交租”的时候,农民就说:“我已经交清了!”并且呈上官府发给的收据。“里正”接过收据,始而发脾气,想说“这是假的”,然而看来看去,千真万确,只好转怒为喜,嬉皮笑脸地说:“交了就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你这儿弄几杯酒,喝它个醉醺醺就回家罢了!”通过“杂嗔喜”的表情和“我亦来营醉归尔”的语气,把那个机诈善变、死皮赖脸、假公济私的狗腿子的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
催租吏一到农家,农民就得设宴款待。“里正”既然明说要尽醉方归,那么接下去,大约就该描写农民如何借鸡觅酒了。然而出入意外,作者却掉转笔锋,写了这么四句: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钱罐“大如拳”,极言其小;放在“床头”,极言爱惜。小小的钱罐里好容易积攒了几百钱,平时舍不得用,如今逼不得已,只好敲破罐子一股脑儿送给“里正”,还委婉地赔情道歉说;“这点小意思还不够您喝一顿酒,您为公事把鞋都跑烂了,姑且拿去贴补草鞋钱吧!”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下面当然还有些情节,却留给读者用想象去补充,这也算是不写之写。
“里正”要求酒席款待,农民却只顾打破悭囊献上草鞋钱,分明牛头不对马嘴,但却不怕碰钉子、触霉头。因为“里正”口头要酒,心里要钱,农民懂得他内心深处的潜台词。何况,他口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并不矛盾:有了钱,不就可以买酒吃吗?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跨越“里正”的潜台词以及农民对那潜台词的心照不宣,便去写送钱。“扑破”一句,实际上用了杜诗“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典故。扑破“悭囊”,不多不少“正有三百钱”,说明农民针对“里正”“醉归”的要求,正是送酒钱,却又不直说送的是酒钱,而说“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其用笔之灵妙,口角之生动,也值得玩味。
这首诗的纪事,就不是寸步不遗,而是大幅度的跳跃,同时又“气象联络”。八句诗四韵:“催”、“来”押平声韵,“喜”、“尔”押上声韵,“拳”、“钱”押平声韵,“醉”、“费”押去声韵。韵脚忽抑忽扬的急遽转换,也正好与内容上的跳跃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