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大都以词情慷慨、景物恢奇、充满报国的忠贞或低徊的乡思为特点。常建的这首《塞下曲》却独辟蹊径,弹出了不同寻常的异响。
这首诗既未炫耀武力,也不嗟叹时运,而是立足于民族和睦的高度,讴歌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友好的主题。中央朝廷与西域诸族的关系,历史上阴晴不定,时有弛张。作者却拈出了美好的一页加以热情的赞颂,让明媚的春风吹散弥漫一时的滚滚狼烟,赋予边塞诗一种全新的意境。
诗的头两句,是对西汉朝廷与乌孙民族友好交往的生动概括。“玉帛”,指朝觐时携带的礼品。《左传·哀公七年》有“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之谓。执玉帛上朝,是一种宾服和归顺的表示。“望”字用得笔重情深,乌孙使臣朝罢西归,而频频回望帝京长安,眷恋不忍离去,说明恩重义浃,相结很深。“不称王”点明乌孙归顺,边境安定。乌孙是活动在伊犁河谷一带的游牧民族,为西域诸国中的大邦。据《汉书》记载,武帝以来朝廷待乌孙甚厚,双方聘问不绝。武帝为了抚定西域,遏制匈奴,曾两次以宗女下嫁,订立和亲之盟。太初间(前104-前101),武帝立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生了四男二女,儿孙们相继立为国君,长女也嫁为龟兹王后。从此,乌孙与汉朝长期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成为千古佳话。常建首先以诗笔来讴歌这段历史,虽只寥寥数语,却能以少总多,用笔之妙,识见之精,实属难能可贵。
一、二句平述史实,为全诗铺垫。三、四句顺势腾骞,波涌云飞,形成高潮。“天涯”上承“归去”,乌孙朝罢西归,马足车轮,邈焉万里,这辽阔无垠的空间,便隐隐从此二字中见出。“静”字下得尤为有力。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曾经是积骸成阵的兵争要冲,如今却享有和平宁静的生活。这是把今日的和平与昔时的战乱作明暗交织的两面关锁的写法,于无字处皆有深意,是诗中之眼。诗的结句雄健入神,情绪尤为昂扬。诗人用彩笔绘出一幅辉煌画卷:战争的阴霾消散净尽,日月的光华照彻寰宇。这种理想境界,体现了各族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崇高理想,是高响入云的和平与统一的颂歌。
“兵气”,犹言战象,用语字新意炼。不但扣定“销”字,直贯句末,且与“静处”挽合,将上文缴足。环环相扣,愈唱愈高,真有拿云的气概。沈德潜诩为“句亦吐光”,可谓当之无愧。
常建的诗作,大多成于开元、天宝年间。他在这首诗里如此称颂和亲政策与弭兵理想,当是有感于唐玄宗晚年开边黩武的乱政而发的,可说是一剂针砭时弊的对症之方!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
全诗十八句,可分为前后二部分,前八句借韩信事自喻。淮阴人韩信,开始为布衣,“贫无行,不得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后来碰到一位“漂母”,她见韩信饥饿,就给他饭吃,一连数十日。……当时淮阴屠中有恶少公开欺侮韩信说:你虽然个儿大,还喜欢带着刀剑,其实是个胆小鬼,如果你有胆量不怕死,就用剑刺我,如果贪生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韩信冷冷地看了他们一下,忍受着暂时的屈辱照办了。“众皆笑,以为怯。”……后来韩信碰到汉高祖刘邦,得到重用,为汉朝的开国立下大功,被封为淮阴侯。韩信出头后,“召所食漂母,赐千金。”这个故事一直为后人传诵。八句诗概述的就是这段史事,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李白自幼聪颖,满腹经纶,自认有韩信那样的辅国才智,自比眼前遭遇有如韩信未遇汉王前在淮阴的处境。“少年相欺凌”句,是否李白在邠州也遭到过像淮阴屠中少年欺韩信那样的事,今无可考。但落魄文人到处受人白眼,在李白诗中多有记载,其忍气吞声的苦状可以由此体会。“屈体若无骨”句,原出蔺相如故事,此处承前之意仍应指韩信受辱事。意思是说,韩信从恶少袴下钻过,是一时之辱,而心中却怀抱着自己的“壮志”。“一遭龙颜若,啸咤从此兴”两句是说:韩信遇到刘邦后,受到重用,从此叱咤风云,为汉朝的统一大业大大地干了一番事业,为人万古传颂。
“而我竟何为”以下,由上八句咏史转入言志。这十句又可分为几层,前六句慨叹自己的困顿处境。李白二十四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成都,下渝州;二十五岁出三峡,过荆门,到江陵,游洞庭,登庐山,抵金陵,二十六岁往扬州,西达陈州;二十七岁娶妻孙氏,遂家安陆,直到三十四岁西谒长安。这期间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饱尝旖旎风光。但其真正目的在于从事干谒活动,广交豪士,寻求政治出路,希望以布衣直接进入仕途。据《与韩荆州书》所云:“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他的干谒活动从十五岁就开始了。其诗歌中明白记载的如:二十岁谒益州长史苏颋,得到称赏,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上安州裴长史书》);二十六岁由扬州谒陈州刺史李邕,《上李邕》诗:“大鹏一日同自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李白以大鹏比,语极狂放;二十九岁谒安州李长史遭辱,后来连交情较深的裴长史也不理解他,一次又一次干谒失败。三十岁已是而立之年,本望来京都能有所获,结果仍是一无所得,“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长相思》)。
李白来邠州以后的遭遇,还是一派凄寒孤寂的惨景:“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这二句与前一句“寒苦坐相仍”是写气候,写环境,写愁情。北风呼哨,客舍枯坐,两手如冰,一腔苦水,无法倾吐!同时同地之作《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有句:“哀鸿酸嘶暮声急,愁云苍惨寒气多”“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正好用作这几句的注释。“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是写世态、写人情。“故友”当指入长安前曾八、九次干谒过的裴长史等一班人;“新交”或指来长安拜见的张垍、来新平后结交的同族李粲等。投靠无门的一介书生,旧友既不能扶持救济,新知也没有谁能怜悯。
最后四句“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李白以猛虎、雄鹰自比,说自己目前的处境,有如被囚的猛虎,任人“摧残”;有如束缚着的雄鹰,不能展翅。呼哨腾越、博击长空之宏志无法实现。李白自少以神鸟大鹏自况,廿五岁那年在江陵遇见道士司马承祯,作有《大鹏希有鸟赋》,后改定为《大鹏赋》,希望自己能像大鹏那样展翅翱翔,为国家建立功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是乐观的。这年他才三十岁,风华正茂,所以坚信“腾风云”,“申所能”的机会一定会到来。用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榜样,以山川鱼鸟为比拟,咏史言志,赋物抒情,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一个特色。他对光明前途的执着追求,对暂时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在这首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