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女子对男子的相思之情，词人运用象征等艺术手法把相思之情写得非常含蓄，极尽深婉缠绵之风格。
起拍两句，写女主人公卧于金帐中的神情，通过对面部的刻画表现出来，看似平淡闲适。接着“倚枕”句笔锋暗转，写女主人公倚枕独眠，烘染感情，透出她的孤寂与思恋。“隔帘”二句，写闻莺而惜春，闻莺而思人，再次拉大反差，加重女主人公女主人公的悲哀。时已暮春，黄莺百啭，引起了女主人公的惜春怀春之情，更感念情人的深情厚意。“感君心”三字，将相思之情点明。从“覆鸳衾”到“莺百啭”，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恐此期间，相思正苦。
此词前两句抒情不露痕迹，次两句若隐若现，末句直吐衷肠。全词除运用象征、触景生情的手法来表达深婉的相思之情外，还有直接剖白“感君”的心曲，但此“感君”之心依旧隐约，不可捉摸，达到一种欲露不露、若隐若现的艺术效果，给读者以无限联想的空间。
此词以柔笔抒离情，共分三段，前面两段是双曳头，即句式、声韵全都相同。（周邦彦的《瑞龙吟》前面两段也是双曳头，其内容先是走马访旧，其二是触景忆旧）。在此词，前两段虽然都是写景，但第一段是写眼前所见的，第二段是写耳际所听到的；不仅有变化，而且能以怀人深情融入景物中。
第一段前二句写夜来风雨。前人都说众芳飘零，是风雨肆虐所致，“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王安国《清平乐》）“雨横风狂三月暮，……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而词人却说是由于夜间春雨连绵，东风劲吹所导致的。“海棠”两句，以“留取”两字，点出眼前景象，正如李清照所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如梦令》）两词都并不落入为花落而伤心的俗套，而着重赞赏雨后的海棠依旧妖娆景色，对此王雱在《倦寻芳》词中有细致的描绘：“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栏，登高榭，海棠著雨胭脂透。”正是这雨后分外妩媚娇艳的海棠，而暂且把春光留住了。
第二段“悄庭户”两句，写庭院寂寂，了无人声。“细听”两字，接“悄”字而来，形容“莺啼燕语”之细啐轻微。“分明”两句，借莺声燕语托出作者的惜春之心。文人伤春，以各种方式诉述其衷肠，有的是无可奈何的，如“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秦观《画堂春》）。也有嗟叹无计留春的，如“一簪华发，少欢饶恨，无计留春且住”（晁补之《金凤钩》）。而贺铸却愿意春把相思之情带去“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断魂分付与，春将去。”（《感后恩》）在此词，是以莺啼宛转、燕语呢喃，似乎都在愁留春不住，这不仅与前面“且留取”呼应，而且又引出自己的惜春之情。
第三段开头“翠阴初转午”，以树影位置表述时间，诗词中经常见到。如说正午则有刘禹锡的“日午树阴正”（《昼居池上亭独吟》）、周邦彦的“午阴嘉树清圆”（《满庭芳》）；说过午则有苏轼和李玉的《虞美人》两者，都用“庭阴转午”。“转午”即树影转过正午位置，而稍向东偏，表示太阳将要西落。此句言“初转午”，则午昼正长。昼长人倦，于是有昼眠之情况。下径接“乍睡起、寂寞看风絮”，无论睡时还是起后，都透露出作者孤独无聊的感情，“重帘未卷”，可以体会作者疲倦的感受，同时将上面的“愁绪”和下面的怀人之情联系起来。
“偷弹”三句写相思之情极深，词人在另一首《安公子》中亦有“独立东风弹泪眼，寄烟波东去”之句，都是借助东流的江水，请其将自己一片深衷，满怀幽恨，带给伊人。这种构思，似又从周邦彦《还京乐》词句转化出来的“彩笺”三句，承以上怀人情意而来，久别之后盼望着重逢，以切望来书告知归期；苦恨信中除掉寒暄之外别无他语，到头来归期仍是难以知晓。晏几道词“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蝶恋花》），也说的是书信难达，相会之期难卜。这里面有盼望，也有笔墨难以形容的幽怨。
末句以景语作结，词意从柳永《夜半乐》结句“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转化而来。柳永在他乡作客，离别了伊人，不知何时才能回归；怅望着长天，那苍然的暮色和声声远去的雁叫声，使作者更增添了思念之情。此词末句刻画暮色中的落日和千山，似乎也在为词人献愁供恨，更觉相思之情，不能自已。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