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抓住“初春”和病愈初起这一特殊情景和特有的心理感受，描写词人初春病愈后既喜悦又疏慵的心绪。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二句，写春寒犹重，而用腊侵、雪破表述，起笔便呈新奇。“东风”二句进一步刻画“今年春浅”的特色——不光春来得迟，而且即使“有信”也“无人见”，春天只“柳际花边”露了此“微意”。这既表现了这年初春的异常，同时也暗中透露了词人特有的乍觉乍喜的心情。此处“微意”和“柳际花边”启人联想，含蕴深细，极见个性。接下去“寒夜”三句，直抒感受和喜悦心情：初春时节，纵然夜寒且长，但已是大地春回，“孤衾易暧”了，就连那报时钟鼓，也觉其音韵“清圆”悦耳。“寒夜”以下三句，感觉兼有想像在内。其实并不必真暖和，却仿佛暖和了，暮鼓晨钟其实也还是平常的声音，却仿佛格外清圆了，写早春极细。这和下片“初日”“楼阁”句并用杜甫《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复有楼台衔暮景，不劳钟鼓报新晴。”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一：“旧注，俗以钟鼓声亮为晴占。”亦与此词意合。至此，初春乍觉而兴奋之情，极有层次、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
下片前二句写初春晨景，仍贴合着“病起”的特殊景况，只写楼阁中所见所感，“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景象虽不阔大，但色调明丽，充满生机，清新可喜。这既是初春晨景的真实描绘，又符合作者独特的环境和心理感受。以下二句又由眼前景而说到游人郊苑寻芳，进而联想到“小桃杏应已争先”。“争先”即先于其他花卉而开放，此处只说推想，未有实见，还是紧扣“初春病起”的独特情景落笔，写得生动活泼，意趣盎然。这四句与上片前四句写法上有所不同，上片前四句叙事兼写景，景是出以虚笔；下片四句写景兼叙事，景则有实有虚。这样不但避免了重复呆板，同时也符合词人病起遣兴的逻辑。上片写日出之前初醒时的感受和心情，故多臆想之辞，病起逢春，自然兴奋愉悦；下片写日出之后，见到明丽的晨景，故以实笔描画，这既合乎情理，又为下文蓄势。词人由眼前景，自然会联想到寻芳之趣，联想到楼阁之外明媚春光之喜人，因而理应也“作寻芳计”。
最后三句“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陡然逆转，与前景前情大异其趣。这曲折的波澜，实际上却仍是紧扣“病起”二字。因为尽管春回大地，而病体方起，毕竟少欢乐之趣。“疏慵”对“少悰”，“爱眠”应“衰病”，“日高眠”合“寻芳计”，这样上文逢春情绪到此处一跌。这种心理上的变化，正是“病起”者特有的，对此，此词表现得刻细腻，真切动人。
清人黄子云说：“诗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离乎真实无伪。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诗者若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则固景无不真，情无不诚矣。”（《野鸿诗的》）苏轼这首词恰是“能随境兴怀，因题著句”，笔一下之“景”，无论为虚为实，“无不真”；笔下之“情”，无论是喜是优，“无不诚”，这原因就在于他抓住“初春 ”“病起”这一事的特殊情景，写出了作者的个性、襟怀和心绪。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既描狼山之景，又抒诗人之情，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可称冠冕。
首联总起全篇，突兀峥嵘。“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登山面江望海，只见波浪滔天，西向而望，无边波浪拍天而来，缘此而提出是谁凿破了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使大水冲决而出，奔腾而下？北宋时狼山还孤悬江中，尚未和陆地相接，到南宋文天祥《渡海望狼山》时也只见“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王安石是登山眺望，又处于长江出海处，和唐代杜甫登夔州白帝城时所写《登高》虽也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同，那是在长江中上游，从高处俯瞰，而狼山仅一百多公尺高，和长江入海处的江面开阔相比较，就更觉江阔水大，波浪拍天。“凿破昆仑，地势高，水量大，气势恢宏。用“谁凿破”的提问，更是想落天外。诗一开始就攫住读者，加之“无边波浪拍天来”更给人以汪洋浩渺之感，且有震撼力。这一开篇，不仅起笔不凡，而且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础。
颈联写近景，叙感受。“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拍鱼龙化蛰雷。”诗人是春季早晨登临狼山的，只见云雾迷漫，岛屿、沙洲都在雾幔之中，春拍之后，春雷动，原来冬眠蛰居的鱼龙都活跃起来，上句的静景，和富有动态感的下句相映衬，使人更觉得春意勃郁。如果说首联从宏观上写出了狼山地处长江之委海之端的地理形势，那么此联就从近景上写出了狼山的地貌特色。
腹联宕开一笔，赞此处犹如仙境。“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阆苑”，传说神仙所在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阆苑的仙人呢？意谓这里就是人间仙境。“灵槎”即星槎，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博物志·杂说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由上两联的实写，到此转为虚写，意在赞美狼山实为神仙居所。以上则将狼山的远景、近景、实景、虚意写全、写足，充分显示了狼山的风貌和意境。
尾联总绾全诗并发感概。“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从家乡临川出来后，应试、为官，还不曾有后来丰富的阅历，初见如此浩渺江面，“始觉今朝眼界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赞叹之言出于胸臆。登狼山，“举首四顾，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确使人眼界顿开，心胸豁朗。
《狼山观海》系王安石早期作品，从此可见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现出端倪，也为有宋一代诗作埋下根芽。象“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语言率直，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宋诗选》第48页)缪钺先生也说：“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搏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诗鉴赏辞典》第11页)《狼山观海》正体现了王安石早期的诗风。这也可能是北宋初期诗风使然，同时王安石这一诗风也为宋诗的质直、散文化，形象思维不及唐诗埋下根芽。
《狼山观海》虽然是王安石的一首逸诗，可是它给留下了写南通狼山的名篇，也可窥见王安石早期诗风，并对研究宋诗有一定价值。不仅南通人重视它，也是王诗与宋诗研究界值得珍视的。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