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写诗人入淮时的心情。首两句总起、入题。交代了出使的行程和抑郁的心情，为这一组诗奠定了基调。诗人离开洪泽湖之沙岸一进入淮河，胸怀就烦乱、骚动，这是因为昔日国中流水今日已为边境界线。这两句写出了南宋人面对长淮时心理上独特的变化。后两句写感慨，是“意不佳”的原因之一。“桑乾”即永定河上游的桑乾河，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的西北部，唐代这里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处。唐代诗人雍陶《渡桑乾水》一诗有“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之句，表示过了桑乾河才是中国的“塞北”的意思。刘皂《渡桑乾》也有“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之句。在北宋，苏辙元祐五年在出使契丹回国离开辽境时所写的《渡桑乾》一诗中仍曾这样写道：“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话白沟一惆怅。”正因为前人有过那样的边境观念，所以现在作者说“何必”，表面看来似乎是不满于前人的看法，其实诗人正是通过这种不满的语气在今不如昔的对比中表达对江山半壁的哀惋和对朝廷偏安的怨恨，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天涯”原指极远的地方，这里指宋、金以淮河为界的边境线。这两句是说：何必要到遥远的桑乾河才是塞北边境呢，而今淮河以北不就是天的尽头了么！诗人说桑乾用“远”字，称准河却用“天涯”，一方面强调了淮河的边界意念、一方面渲染了淮河的遥远。这种渲染进一步表达了作者对南宋王朝心理上弃北逃南、政策上妥协投降，视国土沦陷于不顾，置中原人民于不救的哀怨和不满。
第二首是对造成山河破碎的南宋朝廷的谴责。南宋初年的名将刘錡、岳飞、张浚、韩世忠，力主抗金，屡建功勋。赵、张指赵鼎和张俊，都在南宋前期两度任相，重用岳、韩，奠定南宋基业。诗人在这里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在第三句来了一个陡转到反面，而今竟然出现了“长淮咫尺分南北”的奇耻大辱的结果。前面的因和这里的果似乎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再加上结尾的“欲怨谁”一语，更是发人深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该由谁来负责？当时以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主和派贬、杀抗金将领，这怎能不使人在肃杀的“秋风”中涕泪满襟呢！诗人的满懑之情，以婉语微讽，曲折道出，显得更为深沉。
第三首因眼前景物起兴，以抒发感慨。淮河两岸舟船背驰而去，了无关涉；一过淮水，似乎成了天造地设之界。这里最幸运的要数那些在水面翱翔的鸥鹭了，只有它们才能北去南来，任意飞翔。两者相比，感慨之情自见。“波痕交涉”之后，著以“亦难为”三字，凝聚着作者的深沉感喟。含思婉转，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写法，前两句实写淮河两岸舟船背弛、波痕接触也难以做到，虚写作者对国家南北分离的痛苦与无奈。后两句实写鸥鹭可以南北自由飞翔，虚写作者对国家统一、人民自由往来的强烈愿望。
第四首写中原父老不堪忍受金朝统治之苦以及他们对南宋朝廷的向往，感慨更为深沉。前两句说中原父老见到“王人”像遇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不堪忍受金朝压迫之苦。“莫空谈”中一个“莫”字，即排除了一切泛泛的应酬客套话。他们向使者谈的话题都集中在“诉不堪”这一点上。这是诗人想象中的情景，并非实事。因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南宋使者到了北方后不可能直接跟遗民通话，中原父老更不会面对面地向南使“诉不堪”。但是中原遗民向往南宋朝廷之心却用各种方式来表白。此诗所表达的中原父老的故国情思，虽非实事，但确是实情。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对南宋小朝廷的强烈谴责，以率直的方式表现了曲折的心思，读来宛转有致。后两句借羡慕能南飞的鸿雁来表达遗民们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为反是、倒是之意：羡慕的是鸿雁一年一度的南归；遗憾的是鸿雁不解人意，不能代为传达这故国之情。真是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初入淮河四绝句》以“意不佳”为贯穿全组诗的感情主线：有“长淮咫尺分南北”“中流以北即天涯”的沉痛感喟；也有“北去南来自在飞”“一年一度到江南”的向往和痛苦。前两首侧重于诗人主观感情的抒写，后两首则为淮河两岸人民、特别是中原遗民代言，主题鲜明。全诗寓悲愤于和婉，把悲愤之情寄托在客观景物的叙写之中怨而不怒，风格沉郁，语言平易自然，时用口语。这些都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恋绣衾》，乃拟思妇伤春怨别之作。“柳丝空有千万条，系不住，溪头画桡！”，写的是怨别之情。开篇之笔，如脱口而出，使人对思妇郁结萦回的百结愁肠洞悉无余。“空有”是徒然、枉有之意；“千万条”则极言其多，两者联用，将怨悱而又无可奈何之情渲染到了极致。“系不住、溪头画桡”，补出“空有”的原委，因纵有千万条柳丝，也未能系住所爱者，他还是乘着画桡走了，这不是枉然吗？可见“空有”一词极有份量，传达出极为缠绵的情致。这是思妇对往昔离别的追忆，也是对离别造成的感情痛苦的宣泄。“想今宵，也对新月，过轻寒，何处小桥？”这是从追忆返回现实，如镜头由远景拉回近景；从自身想到对方，如电影将相关双方交叉拍摄。写出思妇现在对他的殷殷的思念。黄鹤一去无消息，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离人。郎君是在西湾乘船从江上走的，所以连做梦也追逐着江水，追逐着郎君。词中的他，是溪头乘画桡离别的，走时，如同今晚一样，有一痕新月，还有些微春夜的寒意。“过轻寒”的“过”有洒落、飘来的意思，如贺铸的《簇水近》：“一笛清风弄袖，新月梳云缕。澄凉夜气，才过几点黄昏雨……”，其中“过”字，意思庶近，那么，此时此刻他的画桡停泊在何处小桥呢？他今晚，仰对这痕新月，是否也在思念着我呢？这是对离人的悬想，正说明自己的魂魄也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离人。词人用“新月”、“轻寒”、“小桥”等词语，构成一幅凄清的图画。新月不是圆月，“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缺月，正象征着人各西东，不能团聚。这凄清画面所构成的凄清氛围正是女主人公凄清寂寞心境的写照。而从自己的思念转而对所思者的设想，设想对方今宵是何情思，造成词章之波折，使所写之感情深入一层。下片的“玉箫台榭春多少！溜啼红，脸霞未消。”是再用追忆之笔，犹如电影镜头再摇向远景。这里的“春”，非惟春光，更是春情，是温馨、美满幸福的借代词。不确定的量词“多少”，正是无限、无量之意，极言其多。追思以往，台榭留连，玉箫送情，形影相随，真是“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张光《诉衷情》），给人多少甜美的回忆！但“春多少”，毕竟还是抽象之语，需再作具体的完足。“溜啼红，脸霞未消”，则是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具体描述。“啼红”，指杜鹃的叫声；“溜”是对叫声的摹写。“杜鹃啼得春归去”，杜鹃声声，说明时序已入暮春，显示着春天即将归去。“脸霞”，指满脸春光，如同彩霞。因为无限的幸福，春情如醉，即使杜鹃声声悲啼，自然的春光即将过去，心底的春光却依然如故，所以脸如朝霞，神采飞扬。用自然春光的消逝，反衬心底春光的长存和浓烈，并反杜鹃啼血的常意而用之，都说明构思别致，良多新意。“怪别来，胭脂慵傅，被东风、偷在杏梢。”章法上再作转捩，成三折之势，词意上又回写现时心境。一个“怪”字作逗，怨艾之情顿显。词人精取“胭脂慵傅”这一典型细节，与往昔的“脸霞未消”形成强烈的比照，把“只是朱颜改”的现状委婉道出。往昔因春情无限，纵然杜鹃啼红，春光将逝，仍“脸霞未消”；现在，徒有盎然春光，但因离愁别恨，春情无着，即使没有“杜鹃声里斜阳暮”，也折损朱颜；且因心意阑珊，慵慵恹恹，胭脂无心，任朱颜凋零，就更显得容光的憔悴。虽笔墨未着“怨”字，但在这今昔比照的叙述中，怨艾凄恻之情，沉沉实实，掬之可感。这脸霞，这朱颜，究竟到哪里去了？“被东风，偷去杏梢。”你不见“红杏枝头春意闹”吗？这束篇之笔，如得神助。因伤春而折损的容颜，构思造想为东风偷去，真是奇巧至极！这朱颜偷在杏梢上，这意境真婉约至极！这有意以清丽之笔作淡语，说痛楚而面带微笑，真是雅正至极！
综上所述，该词所写的思妇伤春怨别，乃是熟之又熟的传统题材，似乎别无新意。但细加吟咏，又觉别有一番滋味。这就在于赵汝茪精于构思，为情造文，有独到之处。词人在这篇什不长的词调中，有意用“往昔”和“现在”交错的布局，一波三折，使欲抒的情致得以深化，得以完足。在这曲折的布局中，又着意于对比手法的运用，以往衬今、以热衬冷，使所抒的情致，更见强烈。在运用对比手法时，又善于抓住重点细节精心刻画，使所抒的情致，更加突出。凡此种种，一如现代电影蒙太奇的种种手法，可以看出赵汝茪词作结构精细，运笔纤巧的风格。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