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中首先抒发了自己的观点,“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一扫悲秋的传统。接着写出了秋天的种种景色。最后两句表达了与杜、范二人分别的惆怅心情,反映出感情的深厚。全诗寓情于景,语言自然流畅,层次分明,风格明快。
诗一开头紧扣题中“秋日”,抒发时令感受。自宋玉在《九辩》中以“悲哉秋之为气也”句开篇,后来的文人墨客都是一片悲秋之声,李白却偏说“我觉秋兴逸”,格调高昂,不同凡响。“我觉”“谁云”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富有李白的艺术个性;两名对照鲜明,反衬出诗人的豪情逸致。一、二句定下基调,别宴的帷幕便徐徐拉开。
三、四两句写别宴的具体时间和场景:傍晚,绵延的群山带走了落日;尧祠亭上下,清澈的水流同万里晴空相映成趣。诗人抓住群山、落日、水流、晴空等景物,赋予自己的想象,用“将”“与”二字把它们连成一体,即使这些自然景色获得了个性和活力,为首句的“秋兴逸”作注脚,又进一步烘托了诗人欢乐的心情。接着,正面描写别宴:席上已摆好玉落美酒,主宾们已止步下马,有的正在安置马匹休息,有的解下衣带挂在横生的树枝上,大家开怀畅饮,并且歌唱的歌唱,奏曲的奏曲,欢快的乐曲声疾风似地飘荡在尧祠亭的四周,响彻云霄。诗人的感情同各种富有特征的物件、动作和音响效果等交融在一起,气氛一句比一句浓烈,感情一层比一层推进,表现出诗人和友人们异乎寻常的乐观、旷达,一扫一般送别诗那种常见的哀婉、悲切之情,而显得热烈、奔放。
宴席到这时,已是高潮。接着描述送别的时间和景色:时近黄昏,白云飘向碧海,大雁从晴空飞逝。这两句既同“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空宜”相照应,又隐隐衬托出诗人和友人们临别之际相依相恋的深厚情宜。宴席从高潮自然过渡到尾声。最后,全诗以“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作结,酒酣席散,各奔一方,留下的是无尽的离情别绪。
李白这首诗,既是送别,又是抒情,把主观的情感融注到被描写的各种对象之中,语言自然而夸张,层次分明而有节奏。尤其可贵的是,诗的格调高昂、明快、豪放,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写景,叙述三吴美好的自然风光,引发出怀古伤今之思。“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薄暮的天空散发着萧索的凉意,我像无根之飞蓬浪迹天涯,乘兴驾舟东游。开篇点出了东游的时间背景。“三吴风景,姑苏台榭,棹落暮霭初收。”因西南有姑苏山,有姑苏台建于其上而得名。三吴的风景,姑苏的亭台,全都笼罩在沉沉的暮色中。“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当年的御阶宫道已被乱石衰草所埋没,昔日的繁华景象早已灰飞烟灭,只剩下一片麋鹿哀鸣的荒凉山丘。“麋鹿呦呦”,据《史记·淮南王传》载:“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帐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麇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后人以麋鹿游姑苏台比喻亡国。此处开启下片,引发了柳永词鉴赏词人的怀古之思。
下片追忆春秋吴越争霸的旧事,抒发了深沉的历史兴亡慨叹。“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据《史记》载:“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想当年,吴越争霸,堂堂夫差空有运筹之志,却不知审时度势,图王争霸无止无休,最终招致了亡国之灾。越败姑苏之后,对吴称臣。吴王刚愎自用,不听伍子胥劝谏放虎归山,将越王勾践君臣放归越国,给自己埋下了亡国的祸根。之后又频频兴师北伐,与齐、晋等北方诸侯强国争霸,劳民伤财。越王趁机励精图治,积蓄力量,志在报复,最终在越国强大军事力量的反攻下,仓惶败溃,落得身死亡国的下场。“空”字,意味深远,饱含了对吴国兴亡的深深感叹。“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意谓吴王好大喜功,“图王取霸无休”,反将大好河山拱手输给了泛舟五湖的范蠡,可叹啊,前朝旧史中不知有多少灰飞烟灭的风流人物。“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斜日里衰草连天,历史的长河中涌动着不尽的千古遗愁。
这是一首即兴而作的咏史诗,意境深沉,格调苍凉,谋篇布局洋洋洒洒,颇有大家风范。历史带走的是一身尘埃,在这不尽的长河中,人的绵薄之力犹如苍海一粟,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江山如画,云涛烟浪”,滚滚而去的历史长河给后人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慨叹。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的起首六句先写宗氏先祖的荣耀。“全盛日”指宗氏祖人宗楚客的发迹之时。他是武则天的堂姊之子,进士出身,三度为相。后因依附韦氏、安乐公主,韦氏败,亦受诛杀。前两句意为:想当初你们宗家全盛之时,先人宗楚客曾三次任相,在朝中是多么显赫啊!“斩鳌”两句,引用《淮南子》中女娲补天之神话,说明宗楚客的政绩辉煌。《淮南子》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兼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此为用女娲补天之奇功,喻示宗楚客在武后和中宗朝,分别于神功元年(697年)、长安四年(704年)和景龙元年(710年)为相,经天纬地有过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日月顾”是以侧面描写续写宗楚客的声名远大,竟连日月也为之注目。唐制,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宗楚客既三次为相,故曰“三入凤凰池。”
自“失势”句至“松柏”句写宗氏的衰败没落。《三辅黄图》载:“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七、八两句即用此典。“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写宗氏虽自青云跌落尘世,犹不改好客之风,依然有三千宾客登门,以致使路面为之而被踩得“光”亮。“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是记宗楚客获罪被诛以后,并未再闻有放罪之事,相反赠葬极为典重,以致太白有此赞誉。这两句意为:皇上见宗楚客诛后,就不再对宗氏一族再予追究,原先的天怒就此平息,所以人虽遭诛,但宗楚客的墓地倒是沾了皇恩的光,所以其上所植的松柏就“含荣滋”了。
此诗总共才二十六句,仅第一层记宗氏之兴衰史即占十二句,似乎所据篇幅过多,而且同送别诗的习惯体例又不同。其实李白花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回忆宗氏兴衰的历史,自有其深意。关键之处是最后两句诗:“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这两句诗告诉读者,宗楚客死后其家未再获罪,正是作者暗中诉说永王璘死后不应当再降罪于别的与他有干系的人。“雪愤懑”三字明赞宗楚客死时皇恩的浩荡,也正是诗人暗刺肃宗“愤懑”太过了。“含荣滋”陈述了宗楚客被处死以后,皇上尚能顾念旧情,这又是李白讥讽肃宗竟连半点人情也不讲。所以这一段内容并非只是空叙“家世”,而是借他人家世的荣辱变化发泄诗人内心的无限哀痛。尽管宗氏先人遭受杀身大祸,但全家尚能得先皇之庇护;自己如今无罪而长流夜郎,虽经多人营救而犹不能赦免,这等冤情比宗楚客之被杀还要可悲可叹。如此理解,才得李白笔下的真意,诗作之大旨。
“我非东床人”以下十句为第二层,主要写离别前的亲情。前两句意为:我算不上你们宗氏的好女婿,对我妻子举案齐眉的情义深感不安。“东床人”用《世说新语》中“郗太傅嫁女”之典,指的是乘龙快婿。“浪迹”两句意为:我李白漂泊天涯并无成就,在京城长安中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适遭”两句意为:我刚才获得友人的营救,好比云雀挣脱了罗网,马上又被贬谪到夜郎长期流放,岂不令人心寒?“云罗”是“大罗网”,“翻”即“反而”。“拙妻”两句意为,我的妻亦不顾年老体衰,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到浔阳来送我上路,我和她形影相随好比干将莫邪雌雄两剑永不分离。“惭君”两句意为:对你宗璟兄弟千里乘舟风浪相送我更觉有愧,真是太感谢你的一番好意了。
最后“白帝”四句为作者放眼途程,但觉满眼愁云,无限悲酸。“白帝”在四川夔州城东五里峡中,是入蜀去夜郎的必经之路。其地势孤特陡峭,山上又多猿猴,故诗人以猿声之断续呜咽侧写行程之艰险。次年三月李白到白帝时,因天旱成灾才遇大赦,未到夜郎便自白帝折返。于是又有《早发白帝城》诗问世。其中有“两岸猿声啼不住”句,却又显得如此明快轻捷。不过这是后话了。“黄牛”在三峡附近,是大山之名。其山南岭叠起,高岩有石,色泽如人,负刀牵牛,黑黄分明。再加上江湍纡回,虽途径信宿,犹见此物,故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迁深,回望如一。李白后来行到黄牛有诗曰:“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写尽旅途的艰辛和心绪的凄凉。这就是此诗“黄牛过客迟”的内蕴。最后两句写诗人在西去谪地踏上路程前忍不住满腔相思情要向亲友们诉吐。“明月峡”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附近,用以借指夜郎。诗人说,遥望那僻远的流放之地,我将一人孤身独处其地,虽有“明月”之美名,而无“团圆”之美实,不禁使人更加思亲念友,情不能已。全诗就在这凄惋哀绝的情调中戛然收结。
综观全诗,这首诗的思想意义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刻薄寡恩。李白明明怀着一腔热血,为国效死平叛战场。只因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他不幸而受牵连。尽管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他的妻子在内,为李白开罪,却始终不能得到宽宥。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在对待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上,只愿将他们视作歌功颂德、遣乐娱宾的工具(如玄宗之对李白),如若有一丝半点触动他们统治权力之处,那就毫不客气,要开杀戒了(如肃宗之对李白)。理解到这点,对读懂李白这首《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是不无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