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女》一诗，向来为选家所注目。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此诗写的是男女青年的幽期密约，也就是说，它是一首爱情诗。而旧时的各家之说，则多有曲解，未得其真旨。最早《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郑笺释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遗我以彤见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而《易林》有“季姬踟蹰，结衿待时；终日至暮，百两不来”、“季姬踟蹰，望我城隅；终日至暮，不见齐侯，居室无忧”、“踯躅踟蹰，抚心搔首；五昼四夜，睹我齐侯”之句，则反映齐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遂谓“此媵俟迎而嫡作诗也”。所说拘牵于礼教，皆不免附会。宋人解诗，能破除旧说，欧阳修《诗本义》以为“此乃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此淫奔期会之诗”，他们的说法已经接近本义，但指男女正常的爱情活动为“淫奔”，仍是头巾气十足，与汉儒解诗言及妇女便标榜“后妃之德”同一弊端。
诗是从男子一方来写的，但通过他对恋人外貌的赞美，对她待自己情义之深的宣扬，也可见出未直接在诗中出现的那位女子的人物形象，甚至不妨说她的形象在男子的第一人称叙述中显得更为鲜明。而这又反过来使读者对小伙子的痴情加深了印象。
诗的第一章是即时的场景：有一位闲雅而又美丽的姑娘，与小伙子约好在城墙角落会面，他早早赶到约会地点，急不可耐地张望着，却被树木房舍之类东西挡住了视线，于是只能抓耳挠腮，一筹莫展，徘徊原地。“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在心理，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一位恋慕至深、如痴如醉的有情人形象。
第二、第三两章，从辞意的递进来看，应当是那位痴情的小伙子在城隅等候他的心上人时的回忆，也就是说，“贻我彤见”、“自牧归荑”之事是倒叙的。在章与章的联系上，第二章首句“静女其娈”与第一章首句“静女其姝”仅一字不同，次句头两字“贻我”与“俟我”结构也相似，因此两章多少有一种重章叠句的趋向，有一定的匀称感，但由于这两章的后两句语言结构与意义均无相近之处，且第一章还有五字句，这种重章叠句的趋向便被扼制，使之成为一种佯似。这样的结构代表了《诗经》中一种介于整齐的重章叠句体与互无重复的分章体之间的特殊类型，似乎反映出合乐歌词由简单到复杂的过渡历程。
读诗的第二、第三两章，读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对诗人的“写形写神之妙”（陈震《读诗识小录》）有进一步的感受。照理说，彤见比荑草要贵重，但男主人公对受赠的彤见只是说了句“彤见有炜”，欣赏的是它鲜艳的色泽，而对受赠的普通荑草却由衷地大赞“洵美且异”，欣赏的不是其外观而别有所感。原来，荑草是她跋涉远处郊野亲手采来的，物微而意深，一如后世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之“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重的是情感的寄托、表达，不妨说已成为一个具有能指优势的特殊符号。接受彤见，想到的是恋人红润的面容，那种“说（悦）怿”只是对外在美的欣赏；而接受荑草，感受到普通的小草也“洵美且异”，则是对她所传送的那种有着特定内容的异乎寻常的真情的深切体验，那已经超越了对外表的迷恋而进入了追求内心世界的谐合的高层次的爱情境界。而初生的柔荑将会长成茂盛的草丛，也含有爱情将更加发展的象征意义。
第三章结尾“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两句对恋人赠物的“爱屋及乌”式的反应，可视为一种内心独白，既是第二章诗义的递进，也与第一章以“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典型动作刻划人物的恋爱心理可以首尾呼应，别具真率纯朴之美。读完此诗，对那位痴心小伙子的一腔真情，读者必然深受感动。
诗的第一句“秋风入窗里”，以朴素本色的口语，写出日常生活极为平常的景象。“秋风”这一意象所特具的萧瑟感和时序易迁，给思妇带来的感触是不难想见的。尤其是“入窗里”三个字，仿佛将秋风那股萧瑟寒凉之气也带入了室内，弥漫于整个闺房。虽未明写思妇的感触，但由此引起的凄寂感固可意合。紧接着第二句，仿佛又只是写极平常的风起帐飘的景象。但罗帐的意象本与夫妻爱情生活密切相关，罗帐飘扬的动象，往往更具有这方面的暗示。可是，如今当秋风入窗、罗帐飘扬之时，这个室内却显得分外空寂，往日双方深情蜜意、鱼水谐和的象征物——罗帐，由于人在千里之外，此刻竟成为触景生悲的媒介物了。这就自然引出了三、四二句。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有瞥见风飘罗帐到仰头看月，视线由室内移至室外。这本是思妇不假思索而不自觉的目光转换，但在“看月”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产生连翩浮想。明月光照千里，分隔两地的离人皆可看到它，而且把它看作传递相思的凭籍，在“仰头看明月”的过程之间，思妇已然思扬千里、心飞向远方的亲人；但“隔千里兮共明月”，双方空间的遥隔又使相思之情更为强烈。因此，又进一步产生“寄情千里光”的愿望：既然彼此同在一轮明月的光照之下，想必也能托此“千里光”将自己的相思之情寄给千里之外的远人吧！这个想象极为新奇，也极自然而优美。引起思绪的外物（明月），在女主人公感情的酿化之下，此刻竟成了寄情的载体。由于明月的光波柔和清亮似水，在形态、质感上，与女子相思怀远的柔情有着相似之处，因而把它化为“寄情”的载体，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全篇只写了秋风、罗帐和明月这三种物象，但是由于它们作为诗歌意象，各自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的色彩，都与思妇怀远之情有着关联，因此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情调幽美、意境悠远的艺术境界。它有一般民歌的清新明朗、朴素自然，却跟它们在表情上勾画了一幅悲凉的画面，渲染了一种哀婉的气氛，很好地体现了古乐府民歌那种清新浅近风格，也表现出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谓是情景交融的佳作。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诗人王维在亭子里等待、迎接贵宾，轻舸在湖上悠然驶来。宾主围坐临湖亭开怀畅饮，窗外就是一片盛开的莲花。诗歌将美景、鲜花、醇酒和闲情巧妙地融于一体，在自然中寄深意，与质朴中见情趣，娟秀飘逸的意境，令人陶醉。
此诗颇同《山居秋瞑》“竹喧”“莲动”之意。然“竹喧”“莲动”是从他人着笔，而此诗则是自我抒怀。与“上客”挚友相约湖上一游，良辰、美景、高朋，人生之快哉莫过如此。诗中最为精彩处乃最后一句，此本为唐诗小绝句之惯例，喜以收束处点缀二三意象，以达言尽无穷之效。技法众人皆，唯如何遣词造句则有凡圣之异。“四面”显景色之开阔以见心境之敞亮。芙蓉之嫣然，映衬游客之欢颜。诗人轻松欢快之情韵传播于辞章，使小诗亦随之简明单纯，无甚深意揣摩，只以清新自然得一时之欢然欣悦。
此类风调甚似孟襄阳之作，世以“王孟”并称，即多着意于此。襄阳思虑单纯，酣然以乐，无幽思而多甜美。心田得此滋润，无须深意仍能回味萦怀。稍有不同处，襄阳乐之欢畅，故而兴高而采烈。摩诘思虑深沉，难得有此闲淡。因此心性，而淡然以欢并无神采飞扬之色。襄阳亦是“开轩面场圃”，但末尾仍不忘叮咛“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见其兴致之高昂。而摩诘只一“四面芙蓉开”，点到为止，幽喜意俱在无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