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借助景色描写离愁。“流水无情，潮到空城头尽白”，送行的场景是在长江边上，本来没有感情的江水此时扮演了一个无情的角色，因为友人就要离别，就像滔滔的江水不可逆流一样，让人产生无限的伤感，简直就要把人的头发都急白了。“离歌一曲怨残阳，断人肠”，离别的歌曲惹人伤感偏偏夕阳也像是催促友人上路一样越来越向西斜。“残阳”点明了送别的时间，词人送别友人，肯定不会在傍晚才送，这里用“斜阳”是为了说明作者与友人依依难舍，从上午到下午都舍不得分离，一直拖延到了天色将暮，可是词人依然抱怨夕阳为什么不能多停留一会，可见其离愁之深。
下片由离别之伤感生发而去，写到古今兴亡之事。一般送别作品只是单纯的就事论事，抒发离别愁绪。作者却一反常理，将建康这样一个六朝古都所具有的沧桑的历史兴亡之感用沉痛的语言表达了出来。建康也曾是魏晋六朝时极其繁华的城市，现在却是残柳摇曳，百花落泪，飞燕来去，似乎在诉说那朝代更迭的旧事。
这首词突破了一般送别词单为离愁而作的窠臼，不仅抒发了深深的离愁，而且还怀古伤今，抒发了沉重的兴亡之感，体现了稼轩沉郁雄浑的词风。
此词作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时清廷于中日战争中大败，作者借咏虫暗伤国事，故词中有“马邑龙堆”之语。
上片起首三句写虫鸣之地、之时。“古墙阴”，由宋姜夔《一萼红》起首“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三句化出。“萧飒”本为风声或雨声，如唐陈羽《湘妃怨》“萧飒风生斑竹林”，此处以之拟虫声，颇有新意。而“萧飒”一词亦有萧条凄凉之义，如唐杜甫《相从歌赠严二别驾》“成都乱罢气萧飒”，故此处是既写声音又写形势。第四句说虫是“西风身世”，秋虫和摇落西风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大概是因果报应吧，所以虫的鸣声才这样悲苦。可是这悲苦之音是不被人理解的，“谁念汝”三句写出虫鸣的不入时人之耳。可不，在“月满花香”的美好春日，怎会有你的哀鸣呢！“清商”指古乐府清商曲，曲调哀怨。此句是说秋虫只好孤独地谱写着清商曲调。而商声主西方之音，“清商”亦可指作为五音之一的商声，也就是秋声。上片末三句是说:可惜的是它只能在寒井边吟唱，红楼离得是那样遥远，这样悲哀的曲调是上不了排场的。
下片一开始承上片末三句写虫鸣的环境。“闲庭院，清绝却无尘土，料量长共秋住”，除进一步写秋虫的孤独外，更写出它的清高。它不在污泥乱尘中栖身，也不凑红楼玉筝的热闹，甘在“闲庭院”洒一片充满感伤的秋声，这幕情景无疑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感情在内。“也知”二句是说玉砌雕栏虽好，但“心期先误”，亦即心中即使思念亦无缘分。南唐后主李煜于亡国后作《虞美人》词，思念故国，有“雕阑玉砌应犹在”一语，况氏将“玉砌雕阑”用于这首词中，其中正有丰富的意蕴，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只落叶空阶”一句是让步语气，意思是说:如果仅在落叶空阶之处听它吟唱，还不是最痛苦的。那么什么景象才更令人痛苦呢？“寒催堠鼓”一句引出下文，“堠鼓”指报警的鼓声；“堠”，土堡。结拍三句总领全篇，“马邑龙堆，黄沙白草”，都是指战场。“马邑”为地名，汉武帝用王恢计，伏兵于马邑旁，诱匈奴单于深入，欲擒之，单于发觉，事不成，见《汉书·匈奴传》。“龙堆”为沙漠名，《汉书·匈奴传》载扬雄谏书:“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龙堆形如土龙身，无头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余，皆东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这三句正是对上文“只落叶空阶，未是消魂处”的解答:如果秋虫是在战场上的黄沙白草之中鸣叫，那声音就更令人心酸了。此实暗写甲午之战的惨败，而作者的悲痛心情亦饱含其中。
南宋姜夔作《齐天乐》咏蟋蟀，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寄托了身世之感。况周颐此词于寄托的手法上承继姜夔，但深沉的家国之恨溢于纸端，所感之大远过于姜词。况氏自云:“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每一念起，辄设理想排遣之。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时若有无端哀怨枨触于万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虚幌、笔床砚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词境也。”(《蕙风词话》)叙其作词之感受颇为真切。即作词之时，人与物已亦此亦彼、融而为一了。此词寓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颇见出一个旧时代爱国者的拳拳之心，正不可以与一般咏物词仅寓小我之悲者等量齐观。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