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心与身、身心与天地关系,表明“心地无私天地宽”的深刻哲理。
诗人首先指出心安的重要,“心安身自安”。心境的平静可以使身体也安静,“身自安”的“自”字,充分表现了心安对身安的必然关系。继而说“身安室自宽”,身安了居室自然觉得宽敞。最后总括言之“心与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身心俱安,则外物、外力都无法干扰了。心主宰着人的思想行为,唐代诗人李颀说“心轻万事如鸿毛”(《送陈章甫》)陶渊明更有具体描写:“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首先求得思想上的安定,那就不会为世事的纷扰而苦恼,条件的局促而烦忧。
诗的后四句,进而就身与室的关系上讲,一身怎么能说小呢,它安之如泰山;一室怎么能说小呢,它宽如天地间。其中寓含着“谁谓一心小,宇宙可包含”。只有心安了,才会产生不觉室小,不感有碍的效果。
邵雍是北宋理学家,他主张“非唯知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伊川击壤集》)认为“自乐”,才能获得外物的快乐。他在临终的那一年,仍抱定着这一宗旨:“六十有七岁,生为世上人。四方中正地,万物备全身。天外更无乐,胸中别有春。”(《自贻吟》)万物皆备于我,是唯心主义的。而从人的思想观点、品德情操的角度说,先要有个正确的观点,然后才能识别和对付各种外来侵袭,也就是“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的道理,却是可取的。
全诗语言质朴、直白,第一二两句以两个“自”字表明心与身的关系,第三句总绾七两句,第四句予以衍伸。第五、第七同以“谁谓”、“小”相比照,句式全同,而第六、第八则变化句式,显得整齐中有参差。诗意步步深入,环环紧扣,颇为精巧。
刘过词能够在辛派阵营中占据重要一席,并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与辛弃疾豪纵恣肆之风相近的作品,还在于那些豪迈中颇显俊致的独特词风,正如刘熙载所说:“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沉着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艺概》)此词就是这么一首具有独特风格的词。
这是一首登临名作。作者借重过武昌南楼之机,感慨时事,抒写昔是今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安远楼,在武昌黄鹄山上,一名南楼。建于1186年(淳熙十三年)。姜夔曾自度《翠楼吟》词纪之。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具载其事。
刘过重访南楼,距上次登览几二十年。当时韩侂胄掌握实权,轻举妄动,意欲伐金以成就自己的“功名”。而当时南宋朝廷军备废驰,国库空虚,将才难觅,一旦挑起战争,就会兵连祸连,生灵涂炭。词人刘过以垂暮之身,逢此乱局,虽风景不殊,却触目有忧国伤时之恸。这种心境深深地反映到他的词中。
词一起用了两个偶句,略点景物,写登楼之所见。
但既无金碧楼台,也没写清嘉的山水。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泓寒水,满目荒芦而已。这里的“满”字和“寒”字下得好,把萧疏的外景同低徊的心境交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黯淡的画面,为全词着上了一层“底色”。细味这残芦满目、浅流如带的词境,不止气象萧瑟,而且写出了居高临下的眺望之感来,是统摄全篇的传神之笔。接下去,作者以时空交错的技法把词笔从空间的凭眺折入时间的溯洄,以虚间实,别起波澜。“二十年重过南楼”,一句里包含了多少感慨!二十年前,也就是安远楼落成不久,刘过离家赴试,曾在这里过了一段狂放不羁的生活。所谓“醉槌黄鹤楼,一掷赌百万。”(《湖学别苏召叟》)以及“黄鹤楼前识楚卿,彩云重叠拥娉婷”(《浣溪沙。赠妓徐楚楚》),这就是他当年游踪的剪影。二十年过去了,可是以身许国的刘过却“四举无成,十年不调”,仍然一袭布衣。此时故地重经,而且是在这个危机四伏祸乱不远的时候,怎不令人凄然以悲呢?句中的“过”字点明此行不过是“解鞍少驻初程”的暂歇而已,并为下文伏线。“柳下”三句,一波三折,文随意转,极见工力。“未稳”上承“过”字,说明行色匆匆,钩锁紧密,见出文心之细。“能几日,又中秋”,意谓不消几天,中秋又来到了。一种时序催人的忧心、烈士暮年的悲感和无可奈何的叹喟都从这一个“又”字里泄露出来。三句迭用“犹”、“能”、“又”等虚字呼应提携,真能将词人灵魂的皱折淋漓尽致地揭示无余。
过片以后纯乎写情,都从“重过”一义生发。曰“故人”,曰“旧江山”,曰“新愁”,曰“不似”,莫不如此。章法之精严,风格之浑成,堪称《龙洲词》中上上之作。“黄鹤”二句从设问提起,妙处在能从虚际转身。“矶头”上缀一“断”字,便有残山剩水的凄凉意味,不是泛泛之笔。“旧江山浑是新愁”,是深化题旨之重笔。前此种种灰黯的心绪,所为伊何?
难道仅仅是怀人、病酒、叹老、悲秋么?被宋子虚誉为“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气义撼当世”(《龙洲词跋》)的刘过是不会自溺于此的,刘过此词的忧国伤时之感无疑要高于宋玉《九辨》单纯的寒土悲秋之感。他此刻所感受的巨大的愁苦,就是对韩侂胄引火的冒险政策的担忧,就是对江河日下的南宋政局的悲痛。
旧日的壮丽江山笼罩着战争的阴影,而他对于这场可怕的灾难竟然无能为力,这怎么不教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呢?“浑是新愁”,四字包括三层含义。本有旧愁,是一层;添了新愁,是第二层。愁到了“浑是”的程度,极言分量之重,是第三层。旧愁为何?就是他《忆鄂渚》诗所云“书生岂无一策奇,叩阍击鼓天不知”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卒章三句买花载酒,本想苦中求乐,来驱散一下心头的愁绪。可是这家国恨、身世愁又岂是些许花酒所冲淡得了的!先用“欲”字一顿,提出游乐的意愿,接着用“不似”一转,则纵去也无复当年乐趣,表示了否定的态度。“少年”,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相对而言。刘过初到南楼,年方三十,故可称为少年。且可与上片之“二十年重过南楼”相绾合,论其章法,确有草蛇灰线之妙。如此结尾,既沉郁又浑成,令人读之有无穷哀感。
刘过的爱国词篇,多为豪爽奔放,痛快淋漓之作。但这首《唐多令》却写得蕴藉含蓄,耐人咀嚼。与其他爱国词比较,的确别具一格,故而流传甚广。《唐多令》,原为僻调,罕有填者。自刘词出而和者如林,其调乃显。刘辰翁即追和七阕,周密而因其有“重过南楼”之语,为更名曰《南楼令》。可见此词影响之大。
《雪谗诗赠友人》是一首以四言为主的古诗。全诗可分五段。
第一段,由起首到“事往日迁”。开头两句是叹喟,由此引出全篇。叹喟自己徒有一番“济苍生,安社稷”的才能和志向,反而落个大才难用,受谗遭谤的境地。接下两句是因“伯玉年五十时知四十九年之非”,恰好诗人也届此不惑之年,故有同感,感到往日之非。因为他本想“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后功成身退,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既然立功无望,那就退而求其次,去以立言为务吧。接下两句“立言补过,庶存不朽。”因为立言也同立德、立功一样是经久不废的不朽事业。而著书立说,写诗作文也都是立言的内容。“补过”二字正反映出他的心情是沉痛而真切的。难道过去的追求真的错了吗?话虽如此,从李白的一生来看,今所谓的“立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当时的士人虽推重诗文、学业,但多把它作为进身的阶梯,终以出仕入相为目的的。
从“包荒匿瑕”到“事往日迁”是对其要立言不朽的补充。说他年过半百才有此感悟,原来仕途不通,怀才不遇,究其原因是受谗谤所致,从而引出他的回顾,重点是雪谗。诗中“荒”、“瑕”、“丑”,指污秽、缺点、丑恶。这是他对事物的分析,实是对时弊的指点,已看出盛唐的败象,从而也作为他立言雪谗的背景和依据。接着以《月出)为例借古喻今,证明立言自古有之,是不朽之言。因为《月出》相传是有讥刺好色之意的一篇名诗,又由彼及此,虽然自己现在“感悟”晚了些,知道过去之“非”了,但还可以“立言补过”,否则到晚年就会抱憾终身。
由“白璧何辜”到“谁察予之贞坚!”为第二段,主要讲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他以白璧自喻,把奸佞肖小比做青蝇,所以他的遭谗正如“蝇粪点玉”一般,是被玷污的。接下说的是人言可畏,因为闲言碎语多了也是危害很大的。“群轻”四句是说轻微的东西如果积聚多了也能压坏车子,沉了船:即使是羽毛,它如排列好也会使鸟儿飞上天,可见上下其手的厉害。诗人再类举说明其危害性,由一般到具体,由人及己,进而危及国家社稷。如那闪光夺目的“贝锦”原是谮人们像女工织锦一样在暗地里做成的“文章”(指诬谄他的罪名)。如当时他被说成是“狂士”、“酒徒”,甚至被诬为“恃才傲物,指斥乘舆”、“交通外官,图谋不轨”。继而又举聚沙成埃、洪水成灾等例子说明谗谤的危害。其中的重点是“拾尘掇蜂,疑圣猜贤”两句。“拾尘”指颜回把掉进饭里的脏东西“偷”吃了,有人告他偷吃,这对孔门子弟来说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连孔子也半信半疑,他佯称要用这饭去祭祀,颜回则坦然地说,因有脏东西掉进去,把饭都倒掉可惜,因为他们正在挨饿,是他拾起来吃了,这饭不能祭祀了。于是真相大白,颜回又得到了孔子的信任,被誉为“复圣”。“掇蜂”是说伯奇之贤的故事。伯奇素仁孝,但遭后母忌。一次,他见后母衣领上有只青蜂就去捉了,谁知中了计,被诬为“调戏”后母而遭放逐。后来弄清事实,伯奇被召回,后母为其父所杀。“惺惺惜惺惺”,作者用这两个典故无疑是他的自况,以圣贤自喻。因凡圣贤无不经受磨难,他也如此,而所不同的是颜回和伯奇都平反召雪了,为后人所推崇,可他还在忍辱负重,何时才能出头?何时才能为人所理解呢?这或许是他的幻想,但不必苛求古人,因为他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亦可见其坚贞。相反的是他离京后,以玄宗为首的一伙权贵们更是骄奢淫逸,残暴专横,可还在吹嘘什么“野无遗贤”了,一般士人都无出路。所以诗人在说“疑圣猜贤”的同时,又指出由于奸佞当道,谗谤横行的危害,必将会造成“交乱四国,播及八埏”的严重后果。对于谗谤的危害及自己的无辜,作者苦口婆心,如泣如诉地说了这么多,他只得哀叹,有谁能理解我呢?也等于说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理解他的一片忠贞和坚毅的追求。这时的作者年已五十,离长安已近八年了,这是他最痛苦、最矛盾的时期。他经常纵酒浪游,甚至去求仙学道,很是消沉。他又时常愤慨不已,抨击时弊,这说明他既有牢骚又关心国事。但他又总不失拳拳之心和傲岸之性。如曾有诗云“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看来他还想着大器晚成。所以有时他也想复归再图,如“长安不见使人愁”,又想念着长安。但同时也写道“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他傲岸不屈,旷达不羁的性格。看来这后一种思想是主要的是积极的,他之所以炼丹学道,纵酒浪游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从当时杜甫的诗中可以看出,“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谁为雄?”因为李白是长安失意,杜甫也不得志,所以他二人能心心相印,愤世嫉俗,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惜像杜甫这样能理解他的人确实不多。也或许是李白的雄心壮志与他那傲岸风骨的矛盾是为世俗所不容的。因为在当时只有那些斗鸡玩鸟,阿谀谮谗的人才会得到重用。
第三段是由“彼人之猖狂”到“其如予何!”大意是面对谗毁决不屈服,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天生我材必有用”。“彼人”四句取自《诗经》,原诗是讥刺卫宣姜的淫乱,这里有借古讽今,讥刺杨贵妃的用意。接下四句是说那些谮谗之徒的罪恶累累。因须贾曾自供其罪恶是“擢发续罪,尚未足”,可见其罪恶之多。“倾海”句是由“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化用来的,也是形容罪恶累累的。作者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据记载,李白在长安初任供奉翰林时,玄宗赏识,自己也得意。如玄宗在金銮殿上诏见他,“以七宝床赐食,御用调羹以饭之。”他也觉得“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他“敢进兴亡言”又代草王诏,据传有《出师诏》、《和蕃书》等,又写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赞颂溢美的诗词,如《宫中行乐词》、《清平调词》等,都很受玄宗和太真妃(此后才封杨玉环为贵妃)的赏识,每每赐宴加赏。然而这时的李白又成了有名的“酒中八仙”之一,经常醉卧长安。有一次,李白“赏识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高力士是无才无德的宦官,但善献媚谮谗,故深得玄宗的宠信,权倾朝野,炙手可得。为报脱靴之辱,他挖空心思,摘李白《清平调词》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的句子向杨玉环进谗。而这词作本是夸她美的,她曾十分得意并对李白有过赏赐的。今高力士又左右其手说什么李白低贬了她,拿她同赵飞燕相提并论。因为飞燕虽贵为汉成帝的皇后,可原出身于歌妓,恰巧太真妃的出身也不高,原为寿王妃,应算是玄宗的儿媳,今得宠于玄宗,有可能加封,故对此“低贬”十分忌恨,深怕影响她的前程,于是她们便沆瀣一气,竭力谗陷李白。据传谗毁李白的还有玄宗的女婿,同为翰林的张垍。在这种情况下,李白感到他的初衷无法实现,对玄宗失望;再加受到诋毁等因,如有诗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消。”遂有归隐之念。于是不久他就被“恩准赐金还山”了。对此,他认为尽管“坦荡君子”是不屑于那些谗谤的,但面对现实,“人生实难,逢此织罗”即人的生死难卜,如一旦陷入他们的罗网,就会遭到“销金”、“磨骨”的残害。从这一点讲,他主动辞官离京是幸运的,当然也是被迫的。因他当时也是担惊受怕的,如曾说“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他离京不久后的情况正是这样。一方面是高力士、杨贵妃及其兄、姊、李林甫等都加官进爵、姿意横行;另一面则是大批忠良惨遭迫害,如名士兼太守李邕、韦坚、裴敦夏均被害,前相李适之被逼自杀,名将王忠嗣也遭贬而死,又株连抄没,一片白色恐怖。对此,李白不畏缩而是“沉忧作歌”,如对李北海、裴尚书等作诗痛悼,对黑暗政治大加挞伐。所以他效法孔子身处绝境而从容放歌,“天未丧文,其如予何!”意即如上天不抛弃文化,那文化表现在我身上,所以别人的谗毁又能对我怎样呢!可见诗人是把立言当作不朽的事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在此时期他写下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殷后乱天纪》、《丁都护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讥评时弊,同情人民的不朽诗篇。在他的创作历程上也是个转变,即现实性和批判精神是个新特点;他的政治抒情诗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
从“妲己灭纣”到“遂掩太阳”为第四段,是此诗的深刻之所在。由“妲己灭纣”到“毒亦淫荒”都是讲的“女祸”。他先用了妲己、褒姒妖媚取宠,导致国亡身灭的史实说明“女祸”的危害,这是旧史观,但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又列举秦皇太后和吕后淫乱的例子,这是步步进逼,把矛盾直指杨贵妃了,同时更预言“女祸”的历史悲剧将要重演。因据史载,秦始皇的母亲在继吕不韦之后又同其臣下嫪毐私通;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氏也同臣下审食其有私。所以这不言而喻是在揭露杨贵妃与其臣下、养儿安禄山的淫乱丑闻。安禄山本胡人,善战,但更善钻营,他镇守边疆,经常弄虚作假,邀功请赏,累累加官为节度使。他又巴结京官,走高力士、杨贵妃的门路,在玄宗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故深得玄宗的宠信,又恬不知耻地向贵妃献媚,说什么,胡人只知有母,以母为大,故被贵妃收为养儿,遂出入宫掖,与贵妃淫乱。这丑闻在当时皆讳莫如深,今唯有李白敢“冒言之”,可见诗人的勇气是令人折服的。又传玄宗曾要给李白加官重用,连续三次为贵妃所阻。关于李白和杨贵妃的斗争,还有待史料的证实和补充,但可以肯定这是蔑视权贵、主张仁政同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斗争。李白对贵妃的揭露和批判是必要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问题。因为有人以李白不屑于恩怨攻讦为由,从而认为这首雪谗诗是伪作。这等于说李白对贵妃的讥刺是个人恩怨,是不应当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不符事实的。因为李扬的矛盾和斗争如上所述是有代表性的,个人之间恩怨只是其具体表现而已。同时李白也不只抨击贵妃一人,对贵妃的抨击也不只这一首诗,更不限于个人间的瓜葛。如《古风·咸阳二三月》、《古风·殷后乱天纪》等都含有对杨贵妃的讥刺。不仅如此,作者的笔锋又指向唐玄宗,说他“昏”。“螮蝀”两句是借天象说人事,从字面上看是因为虹这股淫气使太阳发昏了,但也不难理解为正是万乘之尊的皇帝“作昏”,所以才有“女祸”之害。事实正是如此,玄宗的前期,励精图治,有“开元盛世”之称,可到后期则沉溺声色、荒于朝政,虽招贤纳士,如命李白为待诏翰林,但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多个弄臣而已,一旦犯龙颜则弃之不惜。相反,他亲小人,爱奉承,听谗言害忠良。如杨、高、安、李等人的得势与作乱都是他姑息养奸造成的。是他连连加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的,又封杨贵妃的三个姊姊为国夫人,还肉麻地叫“姨”并给予“宠幸”。如此“作昏”,上行下效,乌烟障气,所以诗人以史为鉴指出:它将同历史上的“女祸”一样会弄到“天维荡覆”的地步。
最后一段的主要精神是通过雪谗向友人重申:虽怀才不遇但忠贞不变。“万乘”两句是作者的自慰,连万乘之尊的皇帝都发昏,何况一般人呢!当然这只能是意会,是作者对自己过去的沉迷的一种宽慰。而如今要立言不朽,谈古论今,洗冤雪谗,数说自己的怀才不遇和不变初衷的决心,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所以他首先说“辞殚意穷,心切理直”,即是真心实意的。反之,则可对天发誓,决不是妄谈臆说。更进一步,也是作者的感情到了高潮,所以不惜反复,说如有虚假,是鬼是神,都逃不过子野的耳朵和离娄的眼睛。最后两句是再次呼告:希望得到朋友的信任和理解。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