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的题目直接言明“最爱”，表达情感取向。第一首诗描写了东山雪后阳光朗照的美丽景象。这首诗作于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时候。东风轻拂，万物开始复苏，四山开始挣脱冬日的枯黄，泛出片片青绿。诗人整日都在追逐那一片片青绿，早已忘记了早春还有丝丝寒意。在春风夕照间停留，环顾群山，原来此刻最美的是东山上那一片雪。
第一句“只知逐胜忽忘寒”，写自己因为只顾着追逐寻觅胜景而忘记了寒冷，第二句“小立春风夕照间”写偶尔在春风中站立，在夕阳中放眼赏看美景。这两句写诗人不惧寒冷，寻觅美景，立于风中，在夕阳中欣赏美景的形象，把一个因爱美景而不顾寒冷的“痴人”形象展现出来。
第三句“最爱东山晴后雪”直言自己最喜爱东山天晴之后的雪景，而第四句“软红光里涌银山”则为全诗最妙的景语。其中“软”字写出白雪映照下的夕阳红光，是那么的柔和细微，赋予夕阳光芒以形象的触觉，写出了夕阳的无限美好。另一个“涌”字则把白雪覆盖的群山在夕阳之下闪耀光芒，在视觉上产生向自己涌动而来的动态感描绘出来，有化静为动的奇功。
第二首诗描写了阳光照耀下东山积雪消融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东山上的雪渐渐消融，多是变成了湿润的泥土而少许成冰，而这时还没到新晴之时。这就是前两句所写，不仅很好承接上一首点出雪后消融的景象，而且为下面“宜看不宜登”讲明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这句“最爱东山晴后雪”在前首同样的位置就出现了，而再写一次就进一步表现了对东山之雪的喜爱，这样的情感是非常有力的。但略不同于前首，这句话的是带有些许愁意的。第四句直接点出了愁，作者所愁的是“宜看不宜登”，可以远观而不可登攀近赏，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十分失望的，而且其中又隐含着对白雪消融掉的可惜。
此诗前三联皆写诗人夏日纳凉时的闲适；尾联却笔锋陡转，情调变为悲愤，表达了当时忧国志士共同的悲苦无诉的心境。全诗饶有高雅情趣，颇具感染力。
首两句：“落日解衣无一事，移床临水已三回。”点明作者是在日落之后才来的，他解衣当风，移床临水，床的位置，不觉已换了三回了，可见追凉心切。
第三四两句，写他乘凉直到深夜还未回去。星斗已经渐渐低沉了，池里的鱼儿，正在自得其乐，水面上不时可以听到鱼儿唼喋的声音。因为今晚是有月亮的，所以环境里所见的事物比较清晰。月亮渐渐地转到银三的西边了，可惜的是雁儿还没有飞来，这儿显得很静。
第五六两句：“疏翠庭前供答话，浅红木末劝持杯。”池塘是和庭院靠近的，庭院里寂静无人，此时可供答话的，只有院子里稀疏的碧树了。在疏翠当中，还间有些浅红的花朵，想喝上点清酒，也只有这些花朵相劝持杯了。作者在如此幽静的环境中，不改居贫之乐，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结尾两句：“明明独对苍华影，莫上睢阳万死台。”是由深夜纳凉，陡然兴起的感慨。作者和其兄朱松，都是主张坚决抗金的志士。此时已届老年，夜深的当儿，虽也萧然自适，但此刻对影清池，深感时光易逝，机会难来，自己已是苍颜华发了。可是国仇未报，抗金的意志虽未消失，而秦桧等投降派揽有大权，自己也便无门报国，不能像张巡那样登台誓师，万死不辞了。“莫上睢阳万死台”之句，正是在闲适中陡然产生的悲愤，而这种心境，又显示着当时忧国志士共同的悲哀而无处控诉。
一、二句写雪后初霁，济南在望时的心情。将到济南时，见到大雪之后初次放晴，苏轼心中豁然开朗，不由赞叹济南的春光美好。苏轼刚到济南城东六十里处的龙山镇，便感到马蹄轻快了。这两句是即景而兼即事，并且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以及旅况的叙述，传达出轻松、欢快的心情，而这同即将与友人李常相见是分不开的。“马足轻”，应是从王维《观猎》诗“雪尽马蹄轻”一句变化而来，既关合自己风雪载途的旅况，与前句“雪初晴”相照应，又是借物写人，体现出人的轻快的心情，所以显得自然入妙。
三、四句重提旧事，写当年湖州歌女送别的深情，并提醒李常不要忘怀。其所以如此着笔，一是因为李常来齐州前，曾任湖州知州，而苏轼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由杭州赴密州任时，又曾过访李常于湖州，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第二，此处写歌女（其社会身份是歌妓）送别，与唐、宋时代特殊的文化背景有关。写歌女临别时极度伤心（“肠断声”），带有夸张的成分，因而又成为苏轼、李常二人之间的戏谑之辞。第三，苏轼借写湖州歌女伤别，来表达自己的怀友之情。这是一种“请客对主”的写法，歌女尚且如此，何况苏轼别后怀思。而且提到湖州歌女，也会勾起李常对旧日会面与交往的联想，而使友谊的温馨油然而生。
全词，以夸张、引用的写作手法，记录了苏轼要与友人李常重逢时的喜悦之情，和对过去苏轼、李常二人离别时情景的追思。
月光照着南京，诗人不尽悲从中来。星星还是那几颗星星，而金陵的王气却像东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路之尽头是浩淼的湖水，古墓上的苍松翠柏老态龙钟；昔日那么繁华的妈鹊观、凤流楼、清暑殿和乐游苑，也都荒废残破，少有人来。萧瑟的秋风中，还可以听到陈后主所作的《玉树后庭花》。
金陵自三国东吴以来，连续是好几个朝代的首都，在帝王将相的经营下，它的繁华程度和消费水平达到了顶点。东晋在这里定都以后，建造清暑殿，重楼复道，是夏天乘凉的好地方。南朝宋修驰道，一直通到玄武湖，长达十余里。凤流山上有凤流楼，覆舟山下有乐游苑，从山南到山北，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宫观台榭。南朝齐诗人谢眺作诗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可见它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金陵，文学艺术也发展繁荣起来。这首先是因为皇帝的提倡，而且好几位皇帝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大批文士；其次也因为金陵地处江南，民歌流行，艺术土壤丰厚，滋养出华丽璀璨的艺术之花。
但这一切都成为过去。面对着傲岸的诗人李白，只剩下萧瑟的秋风和素净的月光。秋风里，隐隐传来《玉树后庭花》的乐声，这种靡靡之音，这种亡国之音，这昭示着金陵衰落原因的曲子，现在还在被人唱着！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