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三月暮，花落更情浓”两句即点明时节，在暮春三月，红花落去，春光将尽，词人对春天的喜爱愈加浓烈。在这里，词人没有描写对春天草长莺飞、姹紫嫣红的喜爱，而是通过残花飘零来强调自己对春天的不舍。越是生离死别，感情就越是浓烈，词人深谙其中道理，仅仅“花落更情浓”一句就把春逝心悲刻画得人木三分，比那些光用“愁”、“哀”、“怜”等肤浅字词雕琢词表的词作要深刻、厚重得多。
“人去秋千闲挂月，马停杨柳倦嘶风。堤畔画船空。”佳人离去，秋千空挂，唯见一轮明月悬在朗朗星空中。系在岸边杨柳旁的马儿，可能因为等候主人的时间太长了，不禁迎着缓缓的春风嘶鸣起来。岸边的画船空寂无人，随着水波上下起伏。这三句刻画了一幅春夜湖边杨柳图。
“宿燕夜归银烛外，流莺声在绿阴中。”房中银烛明亮，宿燕径直飞到檐下休息，绿荫中黄莺的啼鸣婉转动听。这里化用了温庭筠《池塘七夕》诗中“银烛有光妨宿燕”的句意，暗喻佳人盼郎、郎却不归的孤独凄寂。流莺啼啭，让孤独的人儿更加心伤，这里烘托出佳人孤栖独处、彷徨忧伤的心境。
最后一句“无处觅残红”，落花流水，残红难觅，对应上阕的“花落”。也有聚散匆匆、幽期难定的无奈，最后以佳人的无边怅惘哀愁收束全文。
从整首词来看，词人以写暮春花落开始，以残红难觅结束，首尾呼应，结构完美。另外，上阕写暮春空景，却暗含男女情事。下阕写空闺独守，却又穿插春景。整首词词句虽短，但是暮春景色、男欢女爱两不误，最后，以悲春伤时寓意欢愉易逝，犹有余情未了，回味无穷。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这首诗着重写诗人初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以及人物在战乱时期出现的特有心理。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诗人千里跋涉，终于在薄暮时分风尘仆仆地回到了羌村。天边的夕阳也急于躲到地平线下休息，柴门前的树梢上有几只鸟儿鸣叫不停，这喧宾夺主的声浪反衬出那个特殊岁月乡村生活的萧索荒凉。即便如此，鸟雀的鸣叫声，也增添了“归客千里至”的喜悦气氛，带有喜迎归者之意。诗人的归来连鸟雀都为之欢欣，更何况诗人的妻子和儿女。这首诗开篇四句措词平实，但蕴意深厚，为下文的叙事抒情渲染了气氛。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此二句诗人逼真地将战乱时期亲人突然相逢时产生的复杂情感传达了出来。诗人多年来只身一人在外颠沛流离，又加上兵连祸结，战乱不休，其生死安危家人无从知晓，常年不归，加之音讯全无，家人早已抱着凶多吉少的心理，未敢奢望诗人平安归来。今日亲人杜甫骤然而归，实出家人意料，所以会产生“怪我在”的心理。“惊定还拭泪”，妻子在惊讶、惊奇、惊喜之后，眼中蓄孥了泪水，泪水中有太多复杂的情感因素：辛酸、惊喜、埋怨、感伤等等。这次重逢来得太珍贵了，它是用长久别离和九死一生的痛苦换来的，在那个烽火不息，哀鸿遍野，白骨随处可见的年代，很少有人能像杜甫一样幸运地生还。于是，诗人发出深沉悲切的感慨：“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从诗人幸存的“偶然”，读者可以体会到悲哀的“必然”。杜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能使读者在读后惊心动魄，其秘密就在于它绝不只是反映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而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诗人生还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羌村，乡邻们带着惊喜的心情纷纷赶来探望。“邻人孥墙头，感叹亦嘘欷”，邻里们十分知趣地隔墙观望，不忍破坏诗人一家团圆的喜庆气氛，看着诗人劫后余生，乡邻们情不自禁地为之感叹，为之唏嘘。而在这种感叹和唏嘘中，又含有诗人自家的伤痛。“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诗人用极为简单传神的景语，将乱离人久别重逢的难以置信的奇幻感受描摹了出来。曾经多少次在梦中呼唤亲人的名字，如今亲人真的骤然出现在面前，突如其来的相逢反让诗人感觉不够真实。夜幕降临，灶台上燃起昏黄的烛火，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朦胧的灯光映照下，此情此景更让诗人觉得犹如在梦境中一样。诗人用这样两句简朴的语言将战争年代人们的独特感受更强烈地呈现出来，由写一人一家的酸甜苦辣波及全天下人的悲苦，这种描写十分具有典型性。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从写竹入手，托物言志，语多谦逊委婉，表达了对民众的忧虑关切之情，以及自己的责任感与清官心态。
第一、二句点明诗人身份与周边环境，紧扣画中风来疏竹的主题。“衙斋”说明自己身为官员；不言“官邸”“府第”等，既表明自己的官阶较低，又有谦逊之意。忙中偷闲，静卧休息，却听得似有风雨之声，原来那是衙中自己亲手所植的竹林幽篁为清风所动，萧萧作响，意趣横生，同时给人一种十分悲凉凄寒之感。第二句诗人振腕转笔，由竹叶声响联想到民间疾苦，一个“疑”字道出了诗人的爱民之心与勤政之意，表达了他对百姓的真挚情感。他在任期间确实对百姓关怀备至，深得百姓的感戴。最后因擅自开仓赈济，触犯了贪官污吏的直接利益，而被诬告罢官。
第三、四句写诗人事无巨细、永远恪尽职守、关怀百姓。诗人直陈自己官职卑微，只是一个普通县官，语虽自谦，却用“吾曹”点出像诗人等这种下级基层官员在全国的数量之广，将之上升到普遍的高度。末句语带双关，还是用题咏画竹的方式说明，然而只要是有关民众疾苦，无论事情大小，都会放在心上。由题竹始，又终于咏竹，表面上看是咏竹，实际上却比喻民间疾苦，虚实相间，意味深长。为民解忧，是为官者责任所在，这两句诗拓宽了诗歌的内涵，照应了画意和诗题。
全诗语言质朴，不用典故堆砌，既有明智自勉之心，更含有相与为善之意，竹之清雅超拔与诗人的两袖清风的高尚节操自然相照。四句诗把诗人对百姓真挚而执着的人道主义情怀寄寓其中，是题画诗中的佳作。
《佹诗》见于《荀子·赋篇》。《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后附《佹诗》。
关于五篇赋同《佹诗》的关系，前人争议颇多，或以为六篇都是荀子晚年作的一组赋，或以为《佹诗》独立成篇，与前五篇不类，或以为《佹诗》与《小歌》也是并列的两首诗。我们认为，《荀子·赋篇》包括作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两篇作品：前半五首是讔，作于齐宣王朝(前319--前301)初至齐稷下时；后半为赋，作于其初次适楚、又去而至赵国期间。至于《佹诗》后面的“小歌”，就是屈原《抽思》中的“少歌”，与“乱辞”的性质相同，当然是《佹诗》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成篇。 《佹诗》创作的时代背景，《战国策》上有明确记载：齐滑王末年，荀卿因上书齐相不被采纳，遂南适楚，客于春申君。由于谗人的离间，荀卿又不得不离楚去赵。到赵国不久，春申君又使人请荀卿返楚，于是荀卿为书谢春申君，信末附诗一首。《战国策·楚策四》所录送春申君的诗，正是这首《佹诗》的“小歌”，只是《楚策》系节录，略去了头六句，个别字句略有不同而已。可见这首诗是荀子屡遭谗言、政治上极不得意、心灵蒙受重创之下写的。
诗的开篇就描绘大自然颠倒黑白、四时失序，令人可怖的情景。
接着描写人类社会贤良受诬受困、奸佞猖狂肆虐。然后以比干、孔子为例，说明圣哲遇时不祥，古今一律，是规律性的社会现象。但作者又坚信，物极必反，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的天空必将呈现于人间。
“小歌”部分，对前文所讲之意反覆叙说，饱含忧愤地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楚国统治者，揭露他们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作者的谢绝之意，表露无遗，而寄意遥深，盖人穷反本也。
写法上，比兴象征手法运用成熟而得体，意象生动，情感直率而真挚。句式整齐划一，读来朗朗上口，既有回环往复、整齐和谐之美，又带有浓厚的楚歌情调。其中的一段很像屈原《涉江》的乱辞。因此，它是荀子赋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朱熹《楚辞后语》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叙说，盖亦取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楚辞后语序》)。鲁迅先生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中这样评论《佹诗》：“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明确指出了它可与屈原赋媲美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