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评论李贺说：“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谈艺录》十四）李贺诗歌常常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看法较全面，议论较透彻的，当数《苦昼短》。
全诗分为三段，每段反映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合起来才是他对问题的全部看法。
诗的前十句（从开头至“太一安有”）为第一段。诗的开头，诗人请时光呀停下喝酒。之所以要向时间劝酒，是因为诗人对此深有感触：一是概叹时光飞逝，人寿促迫。诗人说自己不知道天地间许多深奥的道理，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光阴流逝，岁月蹉跎，人生没来得及干点事业，生命就白白消耗了。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忧虑与恐惧，一个“煎”字，表现出虚度年华的痛苦心情；一是认识到人生必死的道理。人活在世上，必须依靠食物来维持生命，吃熊掌则肥，吃蛙肉则瘦，这是食物在生命系统中的作用，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食五谷、断绝烟火的神仙，因此，谁都不免一死，生老病死乃是天地间无法抗拒的规律。对于人生，对于死亡，人们很早就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诗人因其多愁善感，生命的旅程屡遭挫折，对此想得则更多更深。这里，诗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诗人将劝酒的内容放在诗的开头，使作品具有一种新奇突兀之感，同时也表明诗人已大彻大悟，对时光不存任何芥蒂。接着又以“吾不识”与“惟见”相配合，排除不相关的事情，将目光聚焦到人寿短促一点上，既照应了题目“苦昼短”三字，又使作品产生巨大的向心力，以此为纲，展开后面的内容。“神君何在，太一安有？”是个反问句，答案是不喻自明的。经过一番求索，诗人完成了他的心路历程，整段内容，一气呵成。
中间八句（从“天东有若木”至“少者不哭”）是第二段。前面一段，诗人理智地解答了心中的困惑，如果诗歌就此停住，好像少了点什么。这一段，诗人凭借神话传说，倾诉了对生命的美好愿望。诗中说天的东面有一棵大树，名叫若木，它的下面有一条衔烛的神龙。传说中的若木在西北海外大荒山之中，衔烛龙也是在天西北某个幽冥无日的国度，诗人显然将古代神话作了改造。诗人作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斩断神龙的腿，把龙肉吃了，太阳无法运行，昼夜不在更替，时间也就凝固不动了。如此，生命得以永存，人们不必为此哀伤了。
这是诗人的幻想，这个幻想充满着激情与浪漫的气质。现实中的缺陷，在幻想中得到满足，所以，尽管是以神话的形式出现，却依然有着永久的魅力，它闪亮着理想与智慧之光，使艺术得到升华。
诗的最后六句（从“为何服黄金”至结尾）是第三段。这一段，诗人讥刺了那些想通过求仙获得长生的人的荒唐愚昧。
服黄金，吞白玉，是道教中的服食方法，据说可以成仙，至于实际效用如何，“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拿骑驴升天的任公子来说，同样是虚妄的传说。诗人清楚地知道幻想与现实是有区别的，成仙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世上偏有一些人热衷此道，连秦皇汉武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免俗，他们求仙长生的举动最终化为泡影，成了后人的笑柄。据史书记载，汉武帝结纳方士，遍祈名山大川以访神仙，又造仙人承露盘，调甘露，饮玉屑，冀求长生。《汉武帝内传》说，武帝死后，梓棺响动，香烟缭绕，尸骨飞化仙去等。诗人却说：“刘彻（武帝）茂陵多滞骨”，墓中所存，只是一堆浊骨，根本没有什么成仙之事。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忙于寻找不死之药，派方士入海求仙。结果身死巡游途中，耗费许多鲍鱼，难掩尸体的腐臭，从“多滞骨”、“费鲍鱼”数字中，诗人对历史上愚妄的统治者作出无情的嘲讽，锋芒十分犀利。
统治者求仙长生的举动，是想维持长久的统治，永远享受奢华的生活。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劳民伤财，虚耗国库，使这种愚昧的举动升级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危害特别严重。李贺有意提出秦皇汉武，对他们的求仙加以讽刺，是有所寄托的。当时，唐宪宗李纯“好神仙，求方士”，任命一个名叫柳泌的江湖术士为台州刺史。大臣们进谏，他却说：“烦一州之力，而能为人主致长生，臣子亦何爱焉。”（《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可见已到了执迷不悟的程度。这种迷信的风气又在统治阶层中蔓延开来，甚至有因服食中毒身亡的。李贺此诗对那些人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如能好好倾听诗人的忠告，可以免去一场无妄之灾。
诗的第一段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年命短促的慨叹，二是以理智的态度看待人生。诗的第二段、第三段分别对这层意思加以发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升华了第一段的主旨。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脱出了一己私念，对人生，对社会怀着一种大悲悯，只是说出口来却是一阵阵冷嘲热讽。诗中有很多疑问句，安排在段落衔接之处，起着增强语气与感情色彩的作用，使诗歌富于一种波澜起伏的动感。诗人又把“食熊则肥，食蛙则瘦”与“斩龙足，嚼龙肉”联系起来，使那种富于神秘色彩的故事充满了烟火味与人情味，形成李贺诗歌独特的艺术境界。加上青天、黄地、白玉、黄金、碧驴等多种色彩的调和搭配，真有点古色斑烂的味道。全诗没有很多的藻饰，也不着意于景致的描绘，但由于诗中充沛的激情和丰富的艺术手法，使得这首议论性很强的诗歌显得回旋跌宕而又玩味无穷。
头两句是说，11年前被贬于4000里外的永州，此时终于回来了，语含喜悦，也有感慨。后两句借用景物来描写回京路上的欢快心情。春光，鲜花，是实景，但也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这样借景抒情比直接叙述更加生动，真切。末句“处处新”三字用得精当，值得好好体味。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这里看来是对事实的描述，其实精炼地概括了诗人复杂和激动的情感。其中包含着他对当年遭受贬斥的愤懑，对长期放逐生活的回忆，以及重回长安时的激动心情。交集的百感凝聚在诗句的朴素描绘之中，增强了抒情力量。
“诏书”使他伴随着温暖的春天一同回到长安来，路上的景物明媚喜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朝廷诏返京城，又是红这阳春季节，驿路上花开簇簇，既清新又温暖，此时面对此景，再有一步就可迈入长安东城门的诗人不能不深感激动、喜悦，激动、喜悦而不明说，仅用“处处新”三字来见意，便胜过了万语千言。因此“驿路开花处处新”，这是诗人自己精神状态的写照，反映出诗人的愉快心情和愿望。这是写花，更是写人，是将人的情意寄托于花，又由花来表人之情意，含蓄蕴藉而不失自然流转，堪称得体。
然而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事实上，顽固保守势力并没有放松对他的打击，他回到长安后所得到的却是再一次贬逐。所以，诗篇在抒发他的战斗理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对顽固派头子唐宪宗始终存有幻想，反映出诗人自己的阶级局限性。
词的上片，词人回忆年少时意气风发、征战沙场的光辉岁月。一卷《阴符》说明词人年少熟读兵书，深谙用兵之道；而“二石硬弓，百斤宝刀”则突出他力大无穷，身手不凡。“一”、“二”、“百”三个数词，读起来如泉喷涌，咄咄逼人。开篇三句将词人文武双全、雄才大略，气度非凡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接着以去声“更”字领格，统领四个偶句，对仗工整，节奏明快，激壮之情随之奔涌而出。接下来四句写词人扬鞭策马奔腾，速度犹如风驰电掣。“更玉花骢喷”至“谈笑皆堪折简招”几句写词人年少时文韬武略，广交贤能，与志同道合之士煮酒论天下，豪气干云。“龙跳”二字，极言其书法苍劲有力，有如蛟龙跳跃。“谈笑皆堪折简招”，把他们的从游关系，写得随便、热烈而又亲切。在九个四言偶句之后，突然出现这一平仄协调的七言句，显得音律和谐，语调从容，从而反映出主人公不仅仅是一介武夫，而是一个带有儒将风度的英雄。歇拍三句略一转折，歌颂他怀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从语言上看，又恢复了四言格局，庄重之中饶有豪迈气概。整个上片，从尚文习武、谈笑交游、建功立业等方面，塑造了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实际上正是词人的自我形象。
词的下片，词人先以一语扫过，随即描写现在。“当年目视云霄”一句，表现了词人傲岸不羁的性格。“谁信道、凄凉今折腰”，反用陶渊明作彭泽令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事，暗指此时之不得志。上句回忆当年，下句慨叹当前，给读者以强烈的对比感。后一句的前面冠以“谁信道”三字，更加强了愤懑不平的感情色彩。词人以苍凉深沉的笔调抒写壮志未酬、英雄暮年的悲慨。在这种强烈对比之下，感情的浓烈，已是至极。“怅燕然未勒”四句，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后汉书·窦宪传》所载窦宪登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二是李白《金陵凤凰台诗》所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此四句由一个“怅”字统领，表达作者请壮志难酬的激愤和悲凉。“老去”，也援用一典。可见其胸中积有多少愤懑情结。结尾三句全从上面的“老”字生发，用的却是形象化的语言。“歌罢犹须着酒浇”突出作者的深重苦闷，唱歌也无法将其排解，还需借酒，但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休休也”是作者不甘而无奈的感叹，他回头看见镜中的自己，已经是白发生、容颜改，凄凉悲苦的感觉油然而生。
词的上片先写武艺，次写驭马，郊游，最后写建功立业，塑造出一个英武豪迈、兼具文韬武略的英雄形象，既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又是词人的自我形象。下片则写老年悲慨，苍凉郁勃。综合来看，词的上下两片对比强烈，过渡自然，语言精炼。词人用豪迈深沉的笔调，将一个已处暮年的爱国英雄渴望建功之志的情感充分而强烈地表达出来，全词豪宕疏放、雄肆激昂。同时，该词用典较多，既扩大了容量，却又并不粘滞板涩，其间融会贯通，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