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意境很像唐代诗人常建的另一首诗：“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过一春。”（《落第长安》）两首诗不但字句相似，声韵相近，连那羁旅长安、有家难回的心情也有相通之处。
然而二诗的意境及其产生的艺术效果，又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常建写的是一个落第的举子羁留帝京的心情，具体情事交代得过于落实、真切，使诗情受到一些局限。比较而言，倒是这位无名诗人的“杂诗”，手法高妙，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旧山虽在不关身”，也就是“家园好在尚留秦”。常诗既说到“长安”又说“留秦”，不免有重复之累；此诗说“不关身”也是因“留秦”之故，却多表现了某种遗憾的意味，用字洗炼。
“且向长安过暮春”与“且向长安过一春”，意思差不多，都是有家难归。常诗却把那原委一古脑儿和盘托出，对家园的思念反而表现不多，使人感到他的心情主要集中在落第后的沮丧；这首《杂诗》作法正好相对。诗人抛开了那切实的具体情事，而把篇幅让给那种较空灵的思想情绪的刻画。
“一树梨花一溪月。”那是旧山的景色、故乡的花。故乡的梨花，虽然没有娇娆富贵之态，却朴实亲切，在饱经世态炎凉者的心目中会得到不同寻常的珍视。虽然只是“一树”，却幽雅高洁，具备一种静美。尤其在皎洁的月光之下，在潺湲小溪的伴奏之中，那一树梨花简直像缥缈的仙子一样可爱。三句不仅意象美，同时形式美 。“一树梨花”与“一溪月”的句中 排比，形成往复回环的节律，对表达一种回肠荡气的依恋怀缅之情有积极作用 。从修辞角度看 ，写月用“一溪”，比用“一轮”更为新奇，它不但同时写到溪水 ，有一箭双雕的效果，而且把不可揽结的月色，写得如捧手可掬，非常生动。
这里所写的美景，只是游子对旧山片断的记忆，而非现实身历之境。眼下又是暮春时节，旧山的梨花怕又开了吧，她沐浴着月光，静听溪水潺溪，就像亭亭玉立的仙子。然而这一切都“虽在不关身”了。“不知今夜属何人？”总之，是不属于“我”了。这是非常苦涩难受的心情。花月本无情，诗人却从“无情翻出有情”。这种手法也为许多唐诗人喜用。苏頲的“可惜东园树，无人也著花”（《将赴益州题小园壁》）、岑参的“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山房春事》），都是著例。此诗后联与苏、岑句不同者，一是非写眼前景，乃是写想象回忆之境，境界较为空灵；一是不用陈述语气，而出以设问，有一唱三叹之音。
这首《杂诗》不涉及具体情事，但它所表现的情感，比常建诗更细微，更带普遍性，更具有兴发感动的力量，能在更大范围引起共鸣。这恰如清人吴乔所说：“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虚做则无穷。雅、颂多赋是实做，风、骚多比兴是虚做。唐诗多宗风、骚，所以灵妙。”（《围炉诗话》）。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这首诗是李煜为悼念幼子仲宣早夭而作。诗歌开头点明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特地渲染了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最后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全诗情感真挚，凄恻感人。
时值深秋，二十八岁的李煜几乎完全沉浸在丧子之痛中难以自拔同时丧妻之优也令他痛苦难耐。诗歌开头就点明“永念难消释，孤怀痛自嗟”，对亡子的思念始终难以消除，而这种思念又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接下来四句继续细写这种愁苦。“雨深秋寂寞”是诗人特地渲染的一个增悲添愁的环境，为“愁引病增加”做铺垫。为悼念早夭之子，哀吟至此，不禁让人为之泣下。茫茫的愁苦之海，李煜已经被淹没了，绝望之中，他想到的是宗教的救赎：“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可惜的是宗教最终也没能挽救虔诚的李煜，他一生遭受所有苦痛时，包括最后殒命汴梁，“空王”都不在场。
本来在夫妻之间，痛失爱儿固然哀苦，如果可以相互地诉说，相互地抚慰，就能多少有所释放与缓解。然而妻子正在重病之中，李煜非但不可诉说，还得处处克制；这一重又一重的悲苦积郁在心，既是“永念难消释”的不能忘怀，又唯有“孤怀痛自嗟”而已，叫人如何承受？首联情感内涵十分沉重，后三联则顺此而下，一路述说。因为是“孤怀”，所以秋雨之中，分外寂寞；悲来无际，徒增病痛。因为是“孤怀”，风中的思念只能独自下咽，眼前的恍愧不过是泪水的幻想。这无人可以分担的哀伤，这无处可以诉说的悲痛，摧折肺腑，迷茫神智，绝望的诗人只能向虚妄中的佛陀去祈求救助：“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
马令《南唐书》卷三载录此诗时写道：“时昭惠病剧，后主恐重伤其意默坐饮泣，因为诗以写志，吟咏数四，左右为之泣下。”当李煜独坐垂泪，轻吟此诗以抒写悲伤之时，周边的侍从无不为他的悲哀所感染而落下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