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
首联“一夕南风一叶危，荆门回望夏云时。”开篇就设置了一种气氛。这里的“一叶”、“一夕”，音韵和谐，给读者以“一”的具象，却说的是整夜不停的江风，整船不休止的担忧和困顿。在汹涌的江波中，人有一种向往安定的心情，此时船行前面不知有何凶险。在旅途的愁绪里，诗人翘首回望，已辨认不清荆州了。回首旧地，最是怅然。这江中的回望，引出了下面无尽的感慨和想象。
颔联“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险巇。”诗人用了个倒句，即把结论提到前面，把前提放在后面，使句意曲折有力，富于深度。可谓“情深意远，玉溪所独”。
颈联“骨肉书题安绝徽，蕙兰蹊径失佳朝。”在颠簸的小舟上，诗人回首旧地，感叹人生，天意难料，自然亿起自己温暖的家庭。这两句紧扣上两句“轻离别”，句意曲折深婉，耐人寻味。
尾联“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因为杨朱遇到歧路，终究是在乎平坦的陆路上。不过，诗人此时不仅仅是失路之感迫于内心，还有一种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可奈何的情绪。杨朱泣歧路，虽然前途未卜，尚可选择，而自己此行，只有奔往“险巇”之途，不容半点选择的余地。
纵观全诗，纪行抒怀，以颔联为中心，先叙风险波恶的江上行舟，回首旧地荆州，慨叹人生离别之苦，把握自身命运之难；进而忆及家室亲人，无限惆怅；最后把眼光投向未来，感到前途艰险，茫然无措。在排遣愁绪的同时，流露出一股自嘲情绪。全诗从头到尾，读来如舟行江中，起伏跌宕，首尾激荡，中间旋回，错落婉曲，体现了诗人独有的艺术特色。
张孜生当唐末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懿宗、僖宗时代。他写过一些抨击时政、反映社会现实的篇，遭到当权者的追捕，被迫改名换姓，渡淮南逃。他的诗大都散佚，仅存的就是这一首《雪诗》。
诗分三层：头两句为一层，点明时间、地点、环境；中八句为一层，揭露了“豪贵家”征歌逐舞的豪奢生活；后两句为一层，写“饥寒人”的贫苦。
诗以“长安”开头，表明所写的内容是唐朝京都的见闻。“大雪天”，说明季节、天气。雪大的程度，诗人形象地用“鸟雀难相觅”来说明。大雪纷飞，迷茫一片，连鸟雀也迷失了方向，真是冰天雪地的景象。这就为后面的描写、对比安排了特定环境。
以下，以“其中”二字过渡，从大雪天的迷茫景象写到大雪天“豪贵家”的享乐生活。“捣椒泥四壁”，是把花椒捣碎，与泥混合，涂抹房屋四壁。汉未央宫有椒房殿，乃皇后所居之室。这里写“豪贵家”以椒泥房，可以想见室内的温暖、芳香下华丽。
“到处爇红炉”两句，写室内的陈设。既然是“豪贵家”，他们陈设之富丽，器物之精美，自不待言，但诗中一一撇开，仅选择了“红炉”“罗幂”两件设施。“红炉”可以驱寒，“罗幂”用以挡风。红炉“爇（燃烧）”而“到处”，言其多也；罗幂“下”而“周回（周围）”，言其密也。这表明室外雪再大，风再猛，天再寒，而椒房之内，仍然春光融融一片。
“暖手调金丝”四句，写“豪贵家”征歌逐舞、酣饮狂欢的筵席场面：歌女们温软的纤手弹奏着迷人的乐曲，姬妾们斟上一杯杯琼浆美酒。室外雪花纷飞狂舞，室内人们也在醉歌狂舞，直至人疲身倦，歌舞仍然无休无止，一滴滴香汗从佳人们的俊脸上流淌下来。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手脚生皴劈”，写“饥寒人”的手脚因受冻裂开了口子。这两句扣住大雪天“鸟雀难相觅”这一特定环境，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这大雪飞扬、地冻天寒的日子里，“饥寒人”还在劳作不已，为生活而奔走，为生存而挣扎。这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岂知”，很有份量，不仅是责问，简直是痛斥。作者愤怒之情，表露无遗。
全诗采用对比的手法。诗人先写出长安城大雪纷飞的特定环境，再通过对在这一特定环境中“豪贵家”与“饥寒人”生活的对比突出主题，使主题鲜明。这种对比，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和诗的内容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另外，诗人又采用了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常常采用的篇末点题的手法。从数量上讲，诗人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描写富贵人家的宴饮，以三幅图画表现豪门贵族的糜烂生活：富家椒房图、罗幂红炉图、弦歌宴饮图。而在篇末仅仅用了二句点出富贵人家的对立面——“饥寒人”的苦况，可以想见“讥寒人”在鸟雀都“难相觅”的情况下会是怎样的情形，而这两句诗又赋予前八句诗以新义，指出“豪贵家”的奢侈享乐是建立在人民的贫苦的基础上，“豪贵家”的嘴脸也就更加可恶可僧了。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十分憎恶那些在大雪天歌舞宴饮的“豪贵家”，无情地揭露他们，诗人把自已的同情投给了那些在大雪天痛苦挣扎的“饥寒人”，吟咏他们的痛苦，为他们请命，为他们歌唱。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近代曲辞》收录《鹧鸪词》三首，有李益的这首和李涉的两首。李涉诗云：“湘江烟水深，沙岸隔枫林。何处鹧鸪飞，日斜斑竹阴。二女虚垂泪，三闾枉自沉。惟有鹧鸪鸟，独伤行客心。”李益与李涉在诗中都用了湘江、斑竹、鹧鸪等形象来烘托气氛，为所要表现的主题服务。可见《鹧鸪词》在内容上均是表现愁苦之情的，而且都须用“鹧鸪”的飞鸣来托物起兴。也就是说，《鹧鸪词》中少不了鹧鸪，此外鹧鸪在诗中还有切题、破题的作用。
两首诗不同之点是：李涉的《鹧鸪词》由怀古兼及游子行客之情。他充分运用联想：看到湘江水深，想到屈原的沉江自杀；看到斑竹阴阴，想到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故事；听到鹧鸪的啼叫，触动自己羁旅的愁怀。所抒之情，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泛咏愁情。李益的《鹧鸪词》，写一位女子对远方情郎的思念，抒情较强烈，也更集中。
李益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湘江一带的女子。诗的开头写她怀远的愁情，不是用直陈其事的方法来正面描写，而是用“兴”的手法烘托和渲染，使愁情表现得更加含蓄而有韵致。
如前两句都是用兴的手法。首句“湘江斑竹枝”又兼用典。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为舜南巡而死，泪下沾竹。这种染上斑斑泪痕的竹子，称为“湘妃竹”，又称“斑竹”。诗中人看到湘江两岸的斑竹，自然会想到这个优美而动人的爱情传说，连类而及，勾起自己怀念情郎的愁绪。正在这时，诗中人又看到引动她愁绪的另一景物，那长着锦色羽毛的鹧鸪，振翅而飞，且飞且鸣，其声凄清愁苦，听到鹧鸪的啼叫，更加重了她的愁绪。鹧鸪喜欢相对而啼，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大凡游子、思妇，都怕听鹧鸪的啼叫。看到听到鹧鸪的飞鸣，自然会使这位思妇的愁怀，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着诗句自然地过渡到“处处湘云合”一句，以笼罩在湘江之上的阴云，来比喻女主人公郁闷的心情。以阴云喻愁怀，这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艺术手法。《文镜秘府论·地·六志》引《赠别诗》曰：“离情弦上急，别曲雁边嘶，低云百种郁，垂露千行啼。”释曰：“……上见低云之郁，托愁气以合词。”《鹧鸪词》的“处处湘云合”，既是对实景的描写，又巧妙地比喻女子愁闷的心情。
诗的前三句，诗人用湘江、湘云、斑竹、鹧鸪这些景物构造出一幅有静有动的图面，把气氛烘托、渲染得相当浓烈，末句突然一转，向苍天发出“郎从何处归”的问语，使诗情显得跌宕多姿而不呆板。它写出了主人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我们仿佛看到她伫立湘江岸边翘首凝望的身影，感觉到她盼郎归来的急切心情，人物与周围的环境达到和谐一致，绘出了一幅湘江女子怀远图来。
这首诗清新含蓄，善用比兴，具有民歌风味。抒情手法全靠气氛的渲染与烘托，很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