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秀对卢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眼前是横挡的重重青山,弥漫着千万缕烟雾。看不到你憔悴的面容,分别后我独倚篷窗活活地受苦。恨不得跳进大江,随着东流的江水一块逝去。
注释
双调:宫调名。
寿阳曲:曲牌名。
疏斋:元代文学家卢挚的号。
玉堂人物:卢挚曾任翰林学士,故称。
玉堂:官署名,后世称翰林院。
因翰林院为文人所居之处,故元曲多称文士为“玉堂人物”。
篷窗:此指船窗。
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诀对临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临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现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管,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管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临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临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临挚对珠帘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现随大江东去。”,据临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现到了解脱。“恨不现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临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管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现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陶渊明善于把人所共知、反习而不察的人生体验指点出来,而且用的是极自然极简练的语言。这往往使人感到又惊讶又亲切。此二句即一好例。诗人回忆自己少壮时代,即便没有遇上快乐的事情,心里也自然地充满了欣悦。对于人类来说,珍惜生命价值、珍惜寸阴之精神乃是长青的。“无乐自欣豫”的“自”字,下得准确而微妙,直道出年青生命自身无穷的活力与快乐。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向上的生命情调。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向上的精神生命受了文化的教养,便升华出“猛志”。按照传统文化,志,主要是指政治上的志向。“猛志”之猛,突出此志向之奋发、凌厉。“逸”,突出此志向之远大、超越。“骞翮”即展翅,“翥”者、飞也。猛志所向,超越四海,有如大鹏展翅,志在高飞远举。以上四句回忆少壮时代生命情调,诗情从容之中,而有飞扬之势。
“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年光苒苒流逝,当年那种雄心,渐渐离开了自己。诗情由此亦转为沉抑。“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即便遇上了欢乐的事情,也不再能欢乐起来,相反,常常怀有深深的忧虑。此二句写出人到中年、晚年之体验,与起笔二句形成深刻对照。诗人对自己的遭遇、时代,一概略而不言,唯反求诸己。所以写出的实为一种人生体验之提炼,一种生命自身的忧患意识。
“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气力渐渐衰退,转而感到一天不如一天了。深感形体生命的逐渐衰老,这还仅仅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一层次。“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壑舟”语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此处是借用“壑舟”喻指生命。观下二句中“止泊”二字,即承“壑舟”而来,可证。此四句,语气连贯为一意群。生命耗逝,片刻不停,使自己不得停留地走向衰老。
“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未来的人生道路,不知还有多少途程,也不知生命之归宿将在何处。联系上文之“猛志”及下文之结笔,则此二句之意蕴,实为志业未成之隐忧。生命日渐有限,而生命之价值尚未实现,这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二层次。
结笔乃更进一层:“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生命之价值是在每一寸光阴之中实现的,寸阴可惜。古人珍惜寸阴,顾念及此,不能不使人警惧怵惕!珍惜寸阴,念此警惧,足见犹思奋发有为,此是其忧患意识之第三层次,亦是其忧患意识之一提升。结笔二句,深沉、有力。其启示意义,乃是常新的。
渊明此诗之主题意义,为一种生命之忧患意识。此种忧患意识之特质,是形体生命逐渐衰老,而生命之价值尚未能实现,终于产生再奋发再努力之自我觉悟。按照中国文化传统,主体价值之实现,有三种模式。“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中,立德是为第一义。陶渊明之一生,于立功的一面,虽然未能达成,可是,在立德、立言两方面,却已经不朽。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可以说,若没有“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之精神,陶渊明之成其为陶渊明,将是不可想像的。
此诗在三个时间点上辐射和展开意象:其一,回首过去,生命意象是展翅高飞的大鹏,情调是“昂扬”、“欣豫”;其二,察视现在,生命意象是生命力锋颖的衰颓与磨损。情调是“忧虑”“无复娱”;其三,眺望未来,生命意象是前途无几许的孤舟。情调是“忧惧交加”。时间的跳跃交错,生命的盛衰交替,情调的忧、乐、惧交织,使此诗仿佛是一个时间与生命的三重奏,展现了丰富而深沉的人生体验的全过程。
全幅诗篇,呈为一种苍凉深沉之风格。诗中包蕴了少壮时之欣悦,中晚年之忧虑,及珍惜寸阴之警惧。诗情之波澜,亦由飞扬而沉抑,终至于向上提升。全诗体现着陶诗文体省净而包蕴深远的基本特色。这种特色,实为中国诗歌艺术造诣之一极致。
此诗叙述的是少女临出嫁前庄重严肃地准备祭品和祭祀的情况,详实地记载了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
根据文献可以知道,在古代,贵族之女出嫁前必须到宗庙去祭祀祖先,同时学习婚后的有关礼节。这时,奴隶们为其主人采办祭品、整治祭具、设置祭坛,奔走终日、劳碌不堪,这首诗就是描写她们劳动过程的。全诗三章,每章四句。首章两问两答,点出采蘋、采藻的地点,次章两问两答,点出盛放、烹煮祭品的器皿,末章两问两答,点出祭地和主祭之人。
俗话说:“上供神吃,心到佛知。”这些普普通通的祭品和繁琐的礼仪,却蕴积着人们的寄托和希冀,因而围绕祭祀的一切活动都无比虔诚、圣洁、庄重,正如《左传·隐公三年》所说:“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因此,诗人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层次井然地叙写祭品、祭器、祭地、祭人,将繁重而又枯燥的劳动过程描写得绘声绘色。
这首诗的艺术魅力主要源于问答体的章法,而其主要构成因素就是五个“于以”的运用。全诗节奏迅捷奔放,气势雄伟,而五个“于以”的具体含意又不完全雷同,连绵起伏,摇曳多姿,文末“谁其尸之,有齐季女”戛然收束,奇绝卓特,烘云托月般地将季女的美好形象展现给读者。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
《塞翁失马》通过一个循环往复的极富戏剧性故事,阐述了祸与福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如果单从哲学角度去看,这则寓言启发人们用发展的眼光辩证地去看问题:身处逆境不消沉,树立“柳暗花明”的乐观信念;身处顺境不迷醉,保持“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
从寓言本身包含的思想倾向来看,存在与主流思想不和谐的因素:“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胡人大举入侵,国难当头,青壮年都拿起武器去打仗了,而且有那么多的人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足见战争之惨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善术者”父子没有尽匹夫之责,倒是“以跛之故”保全了性命。
问题不在于“父子”是否上战场,毕竟年老和腿瘸的客观现实给了他们没上战场的理由。问题的关键是作者把“父子”因为没有上战场而保全了性命当做了莫大的“福”分,并为之而庆幸。这与培养爱国主义感情、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的要求很不一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善术者”因为腿被摔瘸了而没有为国尽力,理当感到遗憾甚至惭愧,特别是在有那么多战死者的情况下,作为苟活者,应该感到内疚甚至耻辱才是。但“父子”没有,他们只是庆幸,庆幸“堕而折其髀”的灾祸,庆幸逃脱了去战场捐躯”,庆幸继续活下去的福气。
这里没办法去讨论战争的正义与否,毕竟只是一则寓言,是为了诠释一个道理而演绎的故事。如果单从祸福相互转化的关系去看,对这则寓言不能有什么非议。但既然选入了中国的学生教材,就应该特别在乎是否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塞翁失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千百年。无论遇到福还是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去观察问题,要考虑到事物有可能出现的极端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