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诗题，这首绝句就像是一首写景诗。它写的是在落花时节、日斜时光，遥望王侯第宅，所见到的楼台层叠、重门深闭之景。但联系诗题看，它显然是一首因事而题的托讽诗。它采用借物取喻，托景见意的艺术手法，收到了言微旨远、节短音长的效果。
诗的第一句“海燕西飞白日斜”，表面写日斜燕飞之景，实写在长安“卜居不遂”之客。周邦彦《满庭芳》词“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几句，也是以燕喻人。但周词中的“燕”还有修椽可寄，而许诗所写的“燕”则因无椽可寄而孤飞远去。据《幽闲鼓吹》记述，白居易应举时曾谒见顾况，顾看了白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住下来可不容易。这一传说未必可信，却可以说明，在唐代想卜居长安是很艰难的。诗中之客既“卜居不遂”，只得“薄游汧陇”，而水和陇州在长安西方，所以诗句以“海燕西飞”影射此行。
与这第一句诗形成对照的是第三句“楼台深锁无人到”。两句诗合起来，自然呈现出一个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来到长安的贫士难找一处栖身之地；另方面，重楼空闭，无人居住。根据一些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内，高楼深院的甲第固比比皆是，长期废弃的大宅也所在多有。白居易的《秦中吟》曾对此加以揭露和抨击。如《伤宅》诗说：“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檐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又《凶宅》诗说：“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风雨坏檐隙，蛇鼠空墙墉。”这些诗句都是径陈其事，直指其失。但许浑的这首绝句，因为总共只有四句，二十八个字，不可能这样铺叙，就化繁为简，化实为虚。在这句中只从楼台的寂寞景象显示白诗中所描述的事实。它虽然不及白诗那样强烈鲜明，却有含蓄之妙、空灵之美。
尾句“落尽东风第一花”，可说是第三句的补充和延伸。它把第三句所写的那样一个楼台深锁、空无一人的景象烘托得倍加寂寥，起了深化诗境、加强诗意的作用。这句表现的花开花落、空负东风的意境，有点像汤显祖《牡丹亭》中所说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曲词隐含无限的惆怅和幽怨，这句诗同样是怅怨之情，浮现纸面。此处，不仅楼台任其废弃，无人居住，而且名花也空自飘落，无人欣赏，就更令人惋惜不尽了。
一首托讽诗，虽是意在彼而言在此，把本事、本意寓藏在对景物的描摹中，但作者总要在字里行间传情示意，或明或暗地点出他的真正意图。这首诗，除了通过诗题表明写作动机外，诗中透露消息的主要是第二句“天门遥望五侯家”。句中的“遥望”二字显露了西去之客在临行前的依恋、怅惘、愤恨之情；“天门”二字则点出遥望之地在京城，望到的就是禁门外的景色。而句中的“五侯家”，在全诗中是承上启下的关捩。承上，是说上句暗指的西去陇之客此时视线所投向的是五侯之家，他的怅愤不平之气所投向的也是五侯之家；启下，是说在下两句中出现的空锁的楼台是属于五侯的，落尽的名花也是属于五侯的。联系唐代历史，自从安史乱后，宦官的权势愈来愈大，后来，连军队的指挥、皇帝的废立等大权也落到他们的手里。韩翃的《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也是一首托讽诗。两诗都以“五侯家”三字点明作者所要讽刺的对象，其所揭示的都是成为唐代政治上一大祸患的宦官专权问题。
在许浑这首诗中，所写的时间既是白日斜，季节又是残花落尽。全诗的色调暗淡，情调低沉，这是“卜居不遂、薄游陇”之客的黯然心情的反映，也可以看作唐王室衰败没落的预兆。
“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意思是说，此时的海棠树已是枝叶茂盛了，可是还没有开花，这时不仔细观察是不会发现有花开放的，可是诗人驻足细看，发现这小小的、可爱的花蕾全都悄悄的“藏”起来了，并且是藏在枝叶茂盛的地方。作者这里用一个“深”字，表明海棠花的小，如不细心是不会被人发现的。这小小的花蕾好比青春少女，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成长并且日益成熟，越长越娇美，惹人喜爱。
“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由作者有这句诗来看，写海棠，观赏海棠花时，它的身旁可能有桃树、梨树或李树。和熙的春风中，它们竞相开放，争奇斗妍，但这热闹毕竟是短暂的，几度风雨之后，它们也就都纷纷坠落、凋零了。海棠花却不同了，无意争春，谦虚地躲在一旁，待群芳落尽后，才绽开她美丽的容颜，这也应合了“最后的笑，才是胜利的笑”这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诗句写了深藏于重重新绿之中的、尚未开放而仅仅是“数点红”的海棠蓓蕾。诗人忠告它“爱惜芳心”，不要轻易地吐蕾。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如此深情地忠告？也许，诗人想到了，如果一旦开放，几场风雨之后，花就会很快坠落、凋零，“林花谢了太匆匆”，为了它的不至于很快谢落，为了它的长久，诗人宁愿红蕾深藏。也许，诗人想得更深，认为真正的“芳心”是不应该轻易吐露的，像桃李那样在春风中追逐、嬉闹，只是一种炫耀，一种浅薄的表现。诗人不希望像“桃李卖阳艳”，希望“慎勿作桃李”（李白《赠韦侍御黄裳》）。
诗句虽然用语平易，却意味醇厚，耐人咀嚼，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诗人曾经说过：“动可以周万物而济天下，静可以崇高节而抗浮云。”（《新斋赋》）诗人作此诗时已入暮年，时金已灭亡，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抱定了“今是中原一布衣”（《为邓人作诗》）、“衰年那与世相关”（《已卯端阳日感怀》）的态度，过着遗民生活，他自觉已无能周济天下，于是只能坚守自己节操，独善其身。诗人也许从一个侧面，借告诫未开之海棠，不要轻易吐露花蕊，寄托了自己的这种心态。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