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前十四句具体写主人公闻见春月、春风、春鸟等景物后的伤感，后四句写本来可以使人欢乐的景物引起主人公伤感的原因。全诗感情浓烈，刻画细腻，表现含蓄而意味深远。
第一部分分三层，每一层各写一个场景。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春月：开篇二句点出了此诗写作的环境与景物，同时也暗示出主人公深夜未眠；接着二句则以“忧人” 说明忧烦之事萦绕在主人公的心中，用“不能寐”和“夜何长”表明主人公心中有无限忧伤而至失眠，与开篇二句相照应。接着六句为第二层，写春风：前二句接着前面写出无法入睡的主人公在明亮的月夜里凝神思虑的动态，通过主人公在失眠中所感、所见，反映了其心中烦闷的程度；中间二句通过主人公的衣履不整和心绪烦躁说明其忧愁之深重；后二句以动作写出主人公的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的焦躁神情。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春鸟：以春鸟的飞鸣来牵动主人公的愁肠，暗示主人公已在院中徘徊了整整一夜，更深一层地写出了主人公内心忧苦之深。
第二部分承第一部分而来，更加集中、强烈地抒发主人公的感情。前二句点明了春月、春风、春鸟等本来可以使人欢乐的景物引起主人公伤感的原因：春鸟依恋伴侣之情触动了主人公对所思之人的怀念，增添了愁苦。由此引出后二句中主人公的泣涕沾裳，并可以顺势以主人公向苍天诉说满腔幽愤收束全诗。这里，诗人采用融情入景的方法，通过春月、春风、春鸟这些春天美好景物与孤苦女子长夜不寐、徘徊、感伤的互相对照，使美好景物蒙上了一层孤独、凄清、悲凉的色彩。其中，既有写实，也有选择、加工与改造，“写景”与“造景”十分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诗人的情感得到了充分的抒发。
全诗以主人公的感情冲动为线索层层展开、步步升华，篇幅虽短，却写出了主人公情绪的发展变化：先是悲，由悲到泣，由泣到吟，由吟而愤，由愤而诉，感情越来越强烈，行动越来越大胆。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刻画具体生动：有耿耿不寐的神态，也有揽衣曳带、屣履下堂的动作；有徘徊、伫立的身姿，也有彷徨、哀伤的心情；有涕泣的表情，又有高吟、舒愤的言语。而这些言行神情，又都是在种典型的春天自然景物的感触下自然地表现出来的，看似不经意，却刻画得细致入微，将明月、微风、春鸟、忧人自然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透明的、动人的春夜忧思图，使一位在春天里睹物思人的哀伤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表现含蓄而意味深远。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
本诗是杜濬在入清后为浙江四明（今宁波鄞县的别称）一位名叫邱至山的隐逸之士所写的，诗中以古树喻邱氏，称美其遗民志节，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邱氏的向往之情。
这首诗表面上是一首咏物诗，全用比兴见义。首联谓我曾听说有三株树，从古至今，长盛不衰。“三株树”，清人李调元《雨林诗话》有解释云：“鄞(今浙江鄞县)人邱至山居东皋里，家有古柏一株，两松夹之，轮困袅空，盖南宋六百年物也”。峥嵘，一般用以指山的高峻貌，但这里的用法，大约与“头角峥嵘”之类相同，有不同凡响、超常异群之意。“闻道”二字，不独写出了这一柏二松为人传说、享有盛誉，而且避免了诗的主观色彩，使其“峥嵘”之态更能令读者信服，诗的发端亦颇有深义。
三、四句是第二句的进一步申说。“松知秦历短，柏感汉恩深”。这二句是互文见义，谓此一柏二松，都历史悠久，曾见过秦朝的短命，也曾感受过四百年汉朝的雨露深恩。三株树原是南宋之物，诗人言其身历秦、汉，并非出于疏忽，盖明清之际的遗民之作，以“秦”喻残暴的清朝，以“汉”喻汉族创建的明室，乃是常事。此二句写出了松柏的大节，既是对邱至山的褒扬，也体现了诗人深念故国、蔑视新朝之心。
五六句进一步写古树的节操，是诗人的直言赞关。“用尽风霜力，难易草木心”。这里，“风霜力”自是指易代之际清王朝的血腥屠杀，威胁利诱，而“用尽”二字更可深味，见得此风霜乃是人为的风霜，是有人用了无数气力、费了百般心思施放出的手段；如此，在风霜的极力摧残下的“草木心”犹然“难移”，就弥觉珍贵难得了。这二句一扬一抑、古树的凛然节操跃然可见。“草木心”语出唐张九龄《感遇》诗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因此，这三字中也含有对邱至山坚持隐居生活，不求清王朝功名的赞美之意。
尾联中的“苦楝”是诗人家中所栽之树，诗人以此自喻。诗人用颔、颈二联盛赞三株树
后，到尾联一转，指出其‘孤撑”，即孤立地支撑于天地之间，可见如古树之坚贞、如邱氏之风骨者，天地间实在已太少但下面“休抱恨”三字又是一转：诗人对三株树道，君虽然孤撑，但知今不必再为此孤独而抱恨了，因为——“苦楝亦成阴”，楝树高有丈余，叶密如槐；现在，我家的楝树已长大、亭亭如盖、树荫(“阴”通“荫”）亦如松柏一般宽广，足可与君为伴；言下之意，我这个遗民中之后辈，多年来砥砺志节，已可追陪为邱氏之小友，足慰其寂寞了。这二句一波三折，由人及己，过渡得十分巧妙；句中既言诗人之志，又以苦楝陪衬古树，不失邱氏前辈老成身份，出语亦极得体。
此诗全用比兴，字面上不露痕迹，笔法老到浑成，写古树峻洁之志，而措词亦如刀劈剑削，骨节棱棱，是一首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的佳作。
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以此勉励学者勤奋学习。文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确是难得之佳作。
本文意在写论，但发议之前，又不能不记叙与墨池有关的材料。否则，议论使无所附丽，显得浮泛，说教空洞。如记之过详，又会喧宾夺主，湮没题旨。故作者采用了记议结合，略记详论的办法，以突出文章的题旨。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同时，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的由来。其实，有关墨池的传说，除《临川记》所述之外，还有诸种说法，因本文的目的在于说理，不在于记池，所以皆略而未提。文辞之简略，可谓惜墨如金。对于墨池的记叙，虽要言不烦，却铺设了通向议论的轨道。接着文章由物及人，追述王羲之退离官场的一段生活经历。据《晋书》记载，骠骑将军王述，少时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羲之任会稽内史时，述为杨川刺史，羲之成了他的部属。后王述检察会稽郡刑改，羲之以之为耻，遂称病去职，并于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来做官。对于王羲之的这一段经历，作者只以“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强以仕”一语带过，略予交代，随之追述了王羲之随意漫游，纵情山水的行踪：“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恣肆，而又尝自休于此邪？”这一段简略追述，也至关重要。它突出了王羲之傲岸正直、脱尘超俗的思想，这是王羲之学书法的思想基础和良好的精神气质，不能不提。从结构上讲，“又尝自休于此邪”一语，用设问句式肯了王羲之曾在临川学书，既与上文墨池挂起钩来，又为下文的议论提供了依据。随后，在记的基础上，文章转入了议：“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虞和《论书表》云：“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书十纸，过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说明王羲之晚年己与“草圣”张芝并驾齐驱，可见“羲之之书晚乃成”之说有事实根据，令人信服。那么，羲之书法所以“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就是专心致志，勤学苦练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至此，原因，在于缺乏勤奋精神，进一步说明了刻苦学习的重要性。最后，又循意生发，引申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上去，指出“深造道德”，刻苦学习也是不可少的．就这样，正面立论，反面申说，循意生发，一层深似一层地揭示了文章的题旨。然而，作者对题旨的开拓并未就此止步。在简略记叙州学教授王盛向他素文的经过以后，文章再度转入议论：“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这虽是对王君用心的推测，实则是作者作记的良苦用心．接着，又随物赋意，推而广之，进一步议论道：“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作者由王羲之的善书法之技，推及到“仁人庄士”的教化、德行，勉励人们不仅要有“一能”，更要刻苦学习封建士大夫的道德修养，从而把文意又引深一层。曾巩是“正统派”古文家，文章的卫道气息较浓厚，这里也明显地流露了他卫道的传统思想。
在宋代以“记”为体裁的说理散文中，象《墨池记》这样以记为附，以议为主的写法还是不多见的。《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但这种"意“，不是靠发“议”表达出来的，而是随着山水相映、朝暮变比、四季变幻的自然景物描写透露出来的；《岳阳楼记》的重心不在记楼，在于敞露个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在抒情方式上，作者采用的是触景生情的方法，因而文章铺排笔墨，以较乡的篇幅写了岳阳楼变幻莫测的景色．而《墨池记》用于记“池”的文字较少，议论文字却很多。它不是在记叙之后再发议论，而是记事、议论错杂使用，浑然一体。尽管议多于记，却无断线风韵，游离意脉之弊，读来觉得自然天成。可以说《墨池记》脱尽了他人窠臼，辟出了自家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