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朱锡珪》这首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五言律诗之一。
贾岛出生于平民家庭,门第寒微。所以他早年行事率不可考。传说他30岁前曾数次应举,都不得志。失意之余,又迫于生计,只好栖身佛门为僧,取法名无本。贫困的家庭景况,枯寂的禅房生活,养成他孤僻冷漠而内向的性格,耽幽爱奇,淡于荣利,喜怒鲜形于色,世事颇少萦怀。但他仍酷爱吟诗,常常为构思佳句而忘乎所以,“虽行坐寝食,苦吟不辍。”贾岛也因此被视为唐代苦吟诗人的典型。
文中“钓”、“烧”、“吞”、“厄”等字足以看出其字句上下工夫。
“烧”字表现了在诗的意境营造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贾岛诗中对于燃烧状态的表现就颇能反映这种特色。
这首诗能充分体现贾岛尚意的特色,贾岛诗常从体认中来,所写之景并非盛唐诗人那种对自然或沉浸或相融的描绘,亦即贾诗在写景中少了情的因素,而采取远观的态度对所描绘的景致进行意念上的再加工,使之符合某种非凡的审美体验,使读者可以对其进行直接的审美观照,进而获得超人意表的审美感受。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