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用“记神京”开篇，化实为虚，回忆当年故都“柳绿花红”的繁华景象和自己裘马清狂、“解衣沽酒”的浪漫生活。下片以“到如今”过渡，由虚入实，描绘汴京沦陷以后“满目飞蓬”的衰败现实和词人凄凉悲怆的心情。全词没有一句议论、抒情之语，但字里行间尽显忧伤之情，含蓄蕴藉，感慨深沉，读之令人黯然。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读者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此时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此时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此时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读者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此时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这首诗简述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史实，展示了中兴碑雄奇瑰伟的特色，赞颂了中兴功臣们为护国安民而鏖战沙场的崇高精神。这是一首咏怀古迹的诗作，既凭吊古人，发百年兴废之感慨；又自抒胸襟，表达了对元结、颜真卿无限景仰之情。
此诗碑在浯溪东崖区，高、宽各110厘米，字大6至8厘米不等，行楷，姿媚遒劲可爱。其诗题、姓名、书者和年月都已经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韩子苍疑此诗为秦观作（见《复斋漫录》），但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余游浯溪，观摩崖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少游书’。”今石上尚隐约可见。
诗人贾岛早年曾经为僧，后虽还俗，但过去的蒲团生涯对他不能没有影响，他的诗中常出现的孤寒清寂，恬淡超然，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贾岛》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早年记忆中‘坐学白骨塔’、‘三更两鬓几枝雪，一念双峰四祖心’的禅味，不但是‘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月落看心次，云生闭目中’一类诗境的蓝本，而且是‘瀑布五尺仞，草堂瀑布边’，‘孤鸿来夜半，积雪在诸峰’，甚至‘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的渊源。”所以，同样是禅诗，贾岛与王维就往往不一样。如果说王维是幽静空明的话，贾岛就是枯寒苦瘦，这首诗的境界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告诉读者，研究作家，不能脱离他的个性、经历，否则，难免隔靴搔痒。
全诗前三联皆是诗人想象的这位天台僧人远去的情景。首联“远梦归华顶，扁舟背岳阳”中的“扁舟”直接地将天台僧一路孤寂的情景展现在读者面前；“背岳阳”点明了天台僧人的离去，即乘坐扁舟朝着背离岳阳的方向驶去，此处即交代出了诗人与天台僧送别的地点，又饱含了诗人对天台僧浓浓的赠别之情。颔联“寒蔬修静食，夜浪动禅床”是进一步想象天台僧在途中的情景，通过僧人的饮食与坐禅两个方面来表现出了僧人清心寡欲与孤寒清寂。颈联“雁过孤峰晓，猿啼一树霜”僧人这一路之中大雁相伴，孤峰相随，更有猿啼之声在耳畔萦绕。这句中，一个“孤”字，一个“霜”进一步升华了僧人孤寒清寂的形象。尾联“身心无别念，余习在诗章”，即说明了僧人的“心中无一物”，同时也是诗人的自比。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全词在行文上，前两句总述，后两句分叙，在分叙中又以“忆昨”和“今朝”的时间词标明，既说明词人在“邢州道上”的奔波进程，又可见诗人浮想联翩，情随景出的思绪，显得眉目清楚，词气贯注，再加上在抒情中熔叙事、怀古、议论于一炉，更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
上片写道中所见。起首二句写秋色阴冷，秋风劲厉。用并刀相比、冰肌刺骨，好象刀割，可谓想象奇特，比喻尖新。写风劲，不仅用“卷涛”的夸张描写，更用一个“酸”字加以渲染，就突出了秋风直射眸子的尖利、寒冷和惨烈感，两句词采用比喻、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法，生动地写出词人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独特感受，从而为下文“三河年少客”的英雄豪举提拱了典型环境。后三句写“三河年少客”在林中骑射的情景。古称善射者为“射雕手”，在西风劲历，寒意刺骨的深秋，竟有英雄少年呼朋引伴、冒风冲寒，驰马弋射，这确是一种粗犷豪举，一个“醉”字，更是醉态淋漓，神情毕现，词人以赞赏的笔调刻画了这一幅深秋醉射图，形象生动风格雄健“粗豪”两字，更是感情贯注，笔力千钧。
下片写怀古心情，词用“残酒忆荆高”换头，字面上，从少年的“醉射”引出自己的“残酒”；内容上，从写所见转入怀古；感情上，从赞扬少年变为感叹自己，承上启下，过渡自然，一个“忆”字更是有力地领起下文“荆高”，指荆轲、高渐离，其实也包括豫让的事，这里只说两人，是为了押韵，二是限于字数不能遍举。接着词人回顾了春秋战国的两曲“燕赵悲歌”：一是关于荆轲和高渐离的事迹，二是豫让复仇报主的故事。两曲悲歌流传至今，使人激励，也使人叹息，这就是“事未消”的含义。词人触景怀思，心灵也深受震撼，因此，他乘车过易水时，深感其“寒”，这“寒”既是对自然气候的实写，也是历史往事的重现，更是词人内心感情的流露，这里有对荆、高壮志未酬的惋惜，也有对自己霜刃未试的伤感，但作者并不颓唐，在过豫让桥时忽多“慷慨”，这“慷慨”，是对豫让坚持复仇报主、耻于苟且偷生精神的赞扬，也是对自己不甘沉寂、勇于奋起的激励。作者缅怀三位壮士是借古人的悲壮事迹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慨，抒发壮怀激烈的雄心。慷慨豪气，力透纸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