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此诗以夕阳黄昏的江天为观察点，敏锐地捕捉了大自然昼夜转换之际奇妙的景观。诗的一、二两句描绘出一幅壮美的图画，此时太阳刚好落山，平静的江面上，水气不断蒸发积聚，飘浮弥漫，使湛绿的江水更绿更暗，加上光线折射，成为一片朦胧的“绿雾”，向远处延伸。天西边，残余的阳光从地平线后面射入室中，将云彩照亮，形状是由宽而窄，向高处耸起，仿佛无数重叠的峰峦；颜色是浓紫鲜红，光怪陆离，大自然在如此广阔的范围急遽地变幻出奇异的景象，场面是伟大而壮观的。红的晚霞与绿的江水分割了整个画面，形成上红下绿异常饱满的两大色块。红与绿是两种互补的色彩，在一幅画面中交相辉映，显得酣畅淋漓。两句诗用了五个形容词，“绿雾”、“凉波”，状物十分形象，尤其第二句，“巘”比喻云霞，又连用“叠”、“红”、“嵯峨”三个形容词对其形状、色彩加以修饰，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视觉感受。与此诗相似的，有白居易《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吴融《江行》：“霞低水远碧翻红，一棹无边落照中。”两人写出了江水瞬息变化的奇丽景象，而场面的壮观似均不及李贺此诗。
三、四两句，对江上景物作细节的描写。风云随处皆有，因与江水相关，故称“水风浦云”。“生老竹”与前面“起凉波”句子形式完全一样，但前面所写是事实，这儿只是一种印象。李肇《国史补》下说：“杨子、钱塘二江者，则乘两潮发樛，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傍晚天气转凉，而竹林给人的感觉是清寒的，所以说水上的微风，岸边的云霭，仿佛是从竹林里生出来的。天色渐暗，江中小洲笼罩在暮色苍茫之中，远望蒲帆，像是整幅一样。这里，诗人抓住主观感受上的错觉，生动地表现出大自然的某种变化，笔调相当细腻。
五、六两句写江南人民的生活。鲈鱼是江南名产，以产于松江者最佳。《吴郡志》载：“天下之鲈两腮，惟松江之鲈四腮。”晋代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吹起，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便弃官而归，是有关鲈鱼的著名故事。“鲈鱼千头酒百斛”，凭藉着造物无私的奉献，南人过着富足安稳的日子。薄暮之中，酒半醉卧，苍翠的山峦宛然在目，非常悠闲自得。
最后两句，承五、六两句，谓人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酒醉兴浓，不禁唱起歌来。“醉里吴音相媚好”（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在生长于北方的诗人听来，一定很有情味。吟唱未终，不觉圆月已从江面升起，此情此景，物我俱化而难分彼此了。“江上团团贴寒玉”句，描写极为精确，“团团”指月轮的形状，“寒”指感觉，“玉”喻质地与颜色，着一“贴”字，形容月亮如同明玉粘附、镶嵌在天幕上。李贺写诗，很少用白描手法，而是借助想象强调事物多方面的性质，使画面变得更鲜明、凸出，具有立体的感觉。此句与孟浩然《宿建德江》中“江清月近人”对读，一则极力描摹，一则淡中有味，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调。
此诗从开头的江中绿雾到结尾的江上寒月，以江水为中心展开了一幅长的画卷，红霞与江水相接，远山是江边所见，南人在江畔宴饮，吃的是江中之鲈，水风浦云，洲诸蒲帆，无一不与江水相关。诗中景物颇为繁复，层次却十分清晰，时间上，从夕阳西坠至明月东升是一条线索。与此相关，一是气温降低，先说凉波、水风，又说寒玉，感觉越来越清楚。一是光线减弱，看天上红霞是鲜明的，看水中蒲帆已不甚分明，到月亮升起的时候，地上景物更模糊了。结构上，前四句描写景物，是第一条线；后四句叙述人事，是第二条线，但此时第一条线并未中断，而是若隐若显，起着照应与陪衬的作用，如第六句出现南山的景致，七、八两句写吟唱未终，江月照人，人与景融合为一，两条线索被巧妙地结合起来。黎简说：“昌谷于章法每不大理会，然亦有井然者，须细心寻绎始见。”（《李长吉集评》）此诗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