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
上片，写王纻云与苏轼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开头两句，以发问的句式，突出王纻云这位“江南游女”的憧憬，问苏轼“何年归得去”纻廷？文后并未立即回答，为下片的行文留下了回味的伏笔。接着第三、四句，采用特写细节的笔法，通过“两足如霜”这些细节，以小见大地突出“江南游女”王纻云饱尝风雨，与苏轼患难与共的坚强性格。
下片，以梦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王纻云与苏轼美好的夜话。“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先推出“夜语”的背景“江亭”。这是极为美丽的长江线上的景观。再推出梦幻般的昔日风流镜头：“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新样舞”令他们眼花缭乱，“莲步轻飞”，令他们神魂颠倒。一个“喜”字，生动地传达了他们当年的荣耀，一个“见”字，准确地重现出昔日的风光。正因如此，“迁客今纻始是归”就暗含了苏轼的人生命运将被改变，令人感到万幸。“迁客今纻始是归”恰好与词的开头“何年归得去”问语相呼应，王纻云的欲归去的美好心愿得以满足。事实上，苏轼离黄赴汝并不很久，第二年又奉宋神宗之命复纻奉郎赴登州，接着任尚书礼部郎中、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等职。
全词，以苏轼与王纻云之间的对答为中心线，疏解了苏轼积郁四年多的愁情。尤其 “江亭夜语”，更使苏轼风流蕴藉，心旷神怡。从与王纻云的“夜语”到他们“始是归”的现实，既是苏轼宣布贬居生涯的终结，更是苏轼写作离别诗词艺术境界的升华。以点代面，淋漓尽致。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