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送给僧人的诗，所以诗开头便云佛事：“枿坐云游出世尘。”这是写质上人的形象。诗人抓住他的特征，刻画了他的不同凡俗。
第二句进一步写质上人的形象。瓶钵是云游和尚喝水吃饭不可少的器具。可是质上人连应该随身携带的一瓶一钵都没有。这就更突出了质上人超出尘世的性格，成了飘飘然来去无牵挂的大闲人了。
第三、四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这是从质上人的精神境界去刻画他的形象。他不说一句有关人世间的话，这才写出精神上大解脱的悟道者形象。人们口上说的，都是心上想的，不说人间事，是他心里根本不想这些事，因为他把人间的名利富贵看做是虚幻、短暂、无意义的。“所谓“世缘终浅道缘深”（苏东坡语），在这位质上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彻底，他完全游离于尘世之外。
他虽曾赞羡“万般不及僧无事，共水将山过一生”（《题道林寺》）的生活，但无论怎样也不能像质上人那样口不说一句人间事。所以“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既有对质上人的称赏和羡慕，也有诗人自己复杂心情的流露，字面上意义虽然浅近，而诗人的感慨颇深。
杜荀鹤的诗在语言上通俗浅近，明白流畅，所以他把严于格律的近体诗通俗化了。正因为这样，他的许多诗句包括《赠质上人》在内都在长期流传中成了人们口头的熟语。
这是透露恋人信息和相恋时地非常显豁的词作。上片先写对昔日恋情的悔恨，再写梦中无法看清情人的怨恨，足见作者恋情之深炽；下片说久别伤悲以至愁白了鬓发，煞拍两句想像在元宵在放灯之夜，对方也在悲苦相思，语极沉痛。全词意境空灵蕴藉，语言自然清劲，耐人咀嚼。
头两句揭示梦的原因，首句以想象中的肥水起兴，兴中含比。肥水分东、西两支，这里指东流经合肥入巢湖的一支。明点“肥水”，不但交待了这段情缘的发生地，而且将词人拉入到遥远的沉思。映现在词人脑海中的，不仅有肥水悠悠向东流的形象，且有与合肥情事有关的一系列或温馨或痛苦的回忆。东流无尽期的肥水，在这里既象是悠悠流逝的岁月的象征，又象是在漫长岁月中无穷无尽的相思和眷恋的象征，起兴自然而意蕴丰富。正因为这段情缘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痛苦思念，所以次句笔调一转翻怨当初不该种下这段相思情缘。
“当初不合种相思”中的“种”字用得精妙无比。相思子是相思树的果实，故由相思而联想到相思树，又由树引出“种”字。它不但赋予抽象的相思以形象感，而且暗示出它的与时俱增、无法消除、在心田中种下刻骨镂心的长恨。正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心头，又上眉头。”（李清照）“不合”二字，出语峭劲拗折，貌似悔种前缘，实为更有力地表现这种相思的真挚深沉和它对心灵的长期痛苦折磨。
“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三四两句切题内“有所梦”，分写梦中与梦醒。刻骨相思，遂致入梦，但由于长期睽隔，梦中所见伊人的形象也恍惚迷离，觉得还不如丹青图画所显现的更为真切。细味此句，似是作者藏有旧日情人的画像，平日相思时每常展玩，但总嫌不如面对伊人之真切，及至梦见伊人，却又觉得梦中形象不如丹青的鲜明。意思翻进一层形成更深的朦胧意蕴。下句在语言上与上句对仗，意思则又翻进一层，说梦境迷蒙中，忽然听到山鸟的啼鸣声，惊醒幻梦，遂使这“未比丹青见”的形象也消失无踪无处寻觅了。如果说，上句是梦中的遗憾，下句便是梦醒后的惆怅。与所思者睽隔时间之长，空间之远，相见只期于梦中，但连这样不甚真切的梦也做不长，其情何堪？上片至此煞住，而“相思”、“梦见”，意脉不断，下片从另一角度再深入来写，抒发梦醒后的感受。
换头“春未绿”关合元夕，开春换岁，又过一年，而春郊尚未绿遍，仍是春寒料峭：“鬓先丝”说自己辗转江湖，蹉跎岁月双鬓已斑斑如霜，纵有芳春可赏，其奈老何！两句为流水对，语取对照，情抱奇悲，造意奇绝。
“人间别久不成悲”句则是全词感情的凝聚点，饱含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深沉的悲慨。真正深挚的爱情，总是随着岁月的积累而将记忆的年轮刻得更多更深，但在表面上，这种深入骨髓的相思却并不常表现为热烈的爆发和强烈的外在悲痛，而是象在地底运行的岩浆，在平静甚至是冷漠的外表下潜行着炽热的激流。又象是地表之下的地下河，深处奔涌激荡，外表却不易觉察。特别是由于年深岁久，年年重复的相思和伤痛已经逐渐使感觉的神经末梢变得有些迟钝和麻木，心田中的悲哀也积累沉淀得太多太重，裹上了一层不易触动的外膜，在这种情况下，就连自己也仿佛意识不到内心深处潜藏的悲哀了。
“多情却似总无情”（杜牧《赠别二首》），这“不成悲”的表象正更深刻地反映了内心的深切悲痛。而当作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时，悲痛的感情不免更进一层。词人在几天前写过的一首同调作品中有“少年情事老来悲”，正与此同。这是久经感情磨难的中年人更加深沉内含、也更富于悲剧色彩的感情状态。在这种以近乎麻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面前，青年男女的卿卿我我、缠绵悱恻便不免显得浮浅了。
“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红莲夜，指元宵灯节，红莲指灯节的花灯。欧阳修《蓦山溪·元夕》：“剪红莲满城开遍”，周邦彦《解语花。元宵》：“露浥红莲，灯市花相射”，均可证。歇拍以两地相思、心心相知作结。与李清照“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相同。“岁岁”照应首句“无尽”。这里特提“红莲夜”，似不仅为切题，也不仅由于元宵佳节容易触动团圆的联想，恐怕和往日的情缘有关。古代元宵灯节，士女纵赏，正是青年男女结交定情的良宵，欧阳修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柳永的《迎新春》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
因此年年此夜，遂倍加思念，以至“有所梦”了。说“沉吟”而不说“相思”，不仅为避免重复，更因“沉吟”一词带有低头沉思默想的感性形象，颇有李商隐“夜吟应觉月光寒”的意境。“各自知”，既是说彼此都知道双方在互相怀念，又是说这种两地相思的况味（无论是温馨甜美的回忆还是长期别离的痛苦）只有彼此心知。两句用“谁教”提起，似问似慨，如泣如诉，象是怨恨某种不可知的力量使双方永远睽隔，又象是自怨情痴不能泯灭相思。正是“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玉楼春》）在深沉刻至的“人间别久不成悲”句之后，用“谁教”二句作结，这是一句提空描写，变实为虚、化人为物，词的韵味显得悠长深厚，含蕴空灵。
情词的传统风格偏于柔婉软媚，这首词却以清健之笔来写刻骨铭心的深情，别具一种峭拔隽永的情韵。全篇除“红莲”一词由于关合爱情而较艳丽外，都是用经过锤炼而自然清劲的语言，可谓洗净铅华。词的内容意境也特别空灵蕴藉，纯粹抒情，丝毫不及这段情缘的具体情事。所谓“意愈切而词愈微”，“感慨全在虚处”，正是此词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方面县吏执行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参与压迫百姓。这首诗就写出了诗人任职期间在履行“拜迎官长”“鞭挞黎庶”等奉上欺下活动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开头四句高亢激越，这是压抑已久的感情的迸发。县尉只不过是“从九品”的卑微之职，主管的无非是捕盗贼、察奸宄一类差使。对一个抱负不凡的才志之士来说，是不甘堕落风尘，做个卑微的小吏的。他不由怀念起当年在孟诸（古泽薮名，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这里泛指梁宋一带）“混迹渔樵”、自由自在的生活。“乍可”“宁堪”相对，突出表现了诗人醒悟追悔和愤激不平的心情。不需要烦琐的描绘，一个忧愤满怀的诗人形象便突兀地站立在读者面前了。
“只言”以下四句，紧接“宁堪作吏风尘下”，加以申述发挥，感情转向深沉，音调亦随之低平。诗人素怀鸿鹄之志：“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到封丘作县尉，乃是不得已而俯身降志。当初只以为邑小官闲，哪知道一进公门，便是自投罗网，种种令人厌烦的公事，都有规定的章程和期限，约束人不得自由。更受不了的还有“拜迎长官”“鞭挞黎庶”时的难堪，这对高适是莫大的屈辱，不能不“心欲碎”，“令人悲”。这两句诗可见诗人洁身自爱的操守，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对仗工整，情感激烈。
一腔悲愤实在难以自抑，那就回家向亲人诉说诉说吧。不料妻室儿女竟都不当一回事，反而责怪自己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自己严肃认真的态度倒反成了笑料，这更可悲。家人的“笑”，正反衬出诗人的迂阔真率，不谙世事。既然如此，只好弃此微官，遂我初服：“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尽付东流水”，还是抛弃世情，归隐躬耕去吧。然而，眼前还是思归而不得归：梦魂萦绕的旧山不可得见；受命为官，一时又还交卸不了。没有圣明的君主在位，一个小小的县尉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汉代的南昌尉梅福，竭诚效忠，屡次上书，结果还是徒劳，左思右念，倒又想起欣然而赋《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了。
殷璠在《河岳英灵集》里评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也就是诗的情意真挚，并且气势充沛，造语挺拔。此诗很能体现这个特点。全诗运用质朴自然、毫无矫饰的语言，扣紧出仕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称心而言，一气贯注，肝胆照人，正是这诗感动读者的力量所在。全诗四段，不堪作吏是全篇的主意。开头四句，从高处落笔，自叙本来面目，说明不堪作吏的原由，愤慨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从客观现实申述不堪作吏的实情，与第一段形成强烈的对照，感情转为沉痛压抑。第三段拓展第二段的内容，表明摆脱这种不堪，提出弃官归隐的愿望。第四段就第三段的意思急转急收，因一时不能摆脱作吏的客观碍难，也就更加向往归隐，与第一段遥遥照应。结构严整而又有波澜起伏，感情奔泻而又有旋跌宕之姿。
此外，这首诗结尾含蓄，扩大了诗歌的容量。诗以“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结束，既能使人想到西汉末年和东晋时期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与现实紧密相联系，又能令人想到梅、陶人格的高洁；既有历史的广度，又有现实的深度；耐人寻味。
在句法上，全篇每段四句的一二句为散行，三四句是对偶。如此交互为用，经纬成文，既流动，又凝重；四段连结，造成反复回环的旋律。对偶的一联中，不仅字面对仗工整，而且都是一句一意或一句一事，没有意思重复的合掌，显得整饬精炼；更因虚词的承接照应，诗意联贯而下，语势生动自然，成为很好的流水对，读来便觉气势流转，绝无板滞之病。全诗每段一韵，依次为：仄声马韵、平声支韵、仄声纸韵、平声灰韵。这样平仄相间，抑扬鲜明，随着诗的感情变化，音韵也起落有势，增加了声调的美感。
上片抒发壮志难酬，抛却浮名、填词传恨的苦衷。词的开端：“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这是说，词人的性格，本来是豪爽刚毅的，与豪侠结友，佩剑自随，想建立一番事业，但事与愿违，处处碰壁，洒尽涕泪而已。接着写“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在其词集中，虽有一些艳词，不过是空中传恨而已，并不曾在青楼歌馆，留连声色。但强调其空中恨的词只有“一半”，而另“一半”也许并非空中传恨，所以用词甚妙。
下片揭示其词学宗旨和落拓失意的情怀。换头写“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词人认为秦少游之词，偏于柔婉；黄山谷之词，偏于奇崛。他对张玉田崇尚清空，乃奉为圭臬，认为己词之风格，与玉田接近。接着写“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这几句是照应开头，壮志未酬，垂暮之年，封侯无分，只好“老去填词”，落拓江湖而已。这与辛弃疾“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之句，用意相同。英雄失志的悲哀与无可奈何的愁绪，跃然纸上。这种结语，又与开端互相映照，显得结构谨严。
这首词以自述式的描写，活画出一个失意丈夫形象，他因大志难酬而调怅唏嘘，只好舞弄文墨，借填词来写其怅恨，以声色来消其心中块垒。词人意兴颓丧，且又笔致冷隽，使全词笼罩着一片灰暗凄切的消极情调。然柔中有骨，字行间仍使人感受到作为一个词人的主人公不懈努力的精神。壮志既不成，干脆愤而填词，以遣情怀，这正是词中所着力表现的题旨。这首词尽管用典良多，却给读者以自然浑成感，毫无琐屑堆砌之病。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