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紧扣“游”字，描写夏日暮晚时分的独特山景，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然之情，抒发了追求闲适、高洁之志，也表达了诗人想摆脱官场束缚意欲退隐的心情。
这首诗首联点明题旨，总写月夜下游山。夕阳西沉，作者和夏少府利用公余之暇，到山间寻幽探幽。颔联写山里山路、花木的幽香，颈联写山中的寂静幽深，二、三联写景，描写十分细腻，对仗特别工致。落日的余晖仿佛是点点滴滴的黄金，玉佩散落在幽暗的兰径、槐庭之中，空山静谷，寂寞无声，只有深深的月色伴随着阵阵山径；前三联描绘游山所见所闻，“兰径”、“槐庭、“静谷”、“空山"，加上“幽佩”、“暗金"、“径声”“月色”，组成了一幅傍晚山中纯静、空明、幽雅、清丽的图画。
面对这样悦人的山色，诗人于尾联卒章显志，情不自禁地抒发了挣脱樊笼，寄迹山林的情怀，显得贴切自然。“樊笼累”（陶渊明“久在樊笼里”）表明对官场、俗世的厌倦，“松桂心”（陶渊明“复得返自然”）表明对自然的喜好，对归隐生活的向往，揭示了“诗心”，主旨凸显。
由此，全诗在营造山中夜色空旷、幽静的奇特意境中，含蓄地表达了诗人远离“樊笼”（尘世束缚）、亲近“松桂”（美好自然）的心愿，其厌恶尘世、热爱自然、追求高洁之情志，了了可见。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
关于此诗的主旨，《毛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三家诗义同。关于“受祖”的意思，唐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清魏源《诗古微》说是“祭祖受福”。而宋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其《诗序辨说》又谓“《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则既斥《毛序》所说为“梦呓”，又不满《诗集传》“语殊泛泛”，认为“此盖祭祀受福而言也”，“上篇（指《大雅·棫朴》）言作人（《大雅·棫朴》第四章有“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之句），于祭祀见一端；此篇言祭祀，而作人亦见其极盛”。而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将此诗视为一首“歌颂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
此诗全篇共六章，每章四句，以“岂弟君子”一句作为贯穿全篇的气脉。首章前两句以旱山山脚茂密的榛树楛树起兴，也带有比意。毛传解曰：“言阴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郑玄笺云：“林木茂盛者，得山云雨之润泽也。喻周邦之民独丰乐者，被其君德教。”他们从君与民两方面申说，讲得都很透辟。后两句“岂弟君子，干禄岂弟”，如郑玄笺所说，意为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前事之因适为后事之果，语有深意。
第二章起开始触及“祭祖受福”的主题。“瑟彼玉瓒，黄流在中”两句，玉之白与酒之黄，互相映衬，色彩明丽，由文字而产生的视觉效果极佳，因此姚际恒评之为“华语”（《诗经通论》）。
第三章从祭祀现场宕出一笔，忽然写起了飞鸢与跃鱼，章法结构显得摇曳多姿。“鸢飞戾天，鱼跃在渊”，表层语义极其明晰，但深层语义则不易索解。郑玄笺云：“（鸢）飞而至天，喻恶人远去，不为民害也；鱼跳跃于渊中，喻民喜得所。”但在注《礼记·中庸》所引这两句诗时，他竟又说：“言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著于天地也。”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讥之为“随文解释”。而王氏书中认可的代表《鲁诗》说的汉王符《潜夫论·德化》则解释为：“君子修其乐易之德，上及飞鸟，下及渊鱼，罔不欢忻悦豫，又况士庶而不仁者乎。”（释下面的“遐不作人”之“人”为“仁”）因为既然王氏认为《大雅·棫朴》“遐不作人”一句中的“作人”是“作养人材”的意思，那么此诗中的“遐不作人”句自然说的也是培养人才之事，不当另释“人”为“仁”。“鸢飞戾天，鱼跃在渊”，实际上说的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下面两句接下去写“岂弟君子，遐不作人”，也就是说和乐平易的君主不会不培养新人让他们发扬光大祖辈的德业。
第四章在第三章宕出一笔后收回，继续写祭祀的现场，“清酒既载”与第二章的“黄流在中”断而复接，决不是寻常闲笔。这儿写的是祭祀时的“缩酒”仪式，即斟酒于圭瓒，铺白茅于神位前，浇酒于茅上，酒渗入茅中，如神饮之。接下去的“騂牡既备”一句，写祭祀时宰杀作牺牲的牡牛献飨神灵。有牛的祭祀称“太牢”，只有猪、羊的祭祀称“少牢”，以太牢作祭，礼仪很隆重。
第五章接写燔柴祭天之礼，人们将柞树棫树枝条砍下堆在祭台上作柴火，将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缕缕烟气升腾天空，象征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将世人对神灵虔诚的崇敬之意、祈求之愿上达。对于这样的君民，昊天上帝与祖宗先王在天之灵自然会有“所劳矣”，自然会赐以“景福”。
于是最后一章，在第一章、第三章之后三用比兴，以生长茂密的葛藤在树枝树干上蔓延不绝比喻上天将永久地赐福给周邦之君民。葛藟之“莫莫”与榛楛之“济济”，一尾一首两用叠字词，也有呼应之妙。最后一句“求福不回”，一般有两解：或解作求福“不违背先祖之道”（郑玄笺），或解作“求福不以邪道”（高诱注《吕氏春秋·知分》所引此诗）。
此诗通篇弥漫着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这和祭祀的庄严仪式是相匹配的。从自然风物描写来看，既有“榛楛济济”，也有“莫莫葛藟”，一派风光。从祭祀场面来看，既有玉瓒黄流，又有清酒骍牡，色彩斑斓。从诗人内心来看，既有“福禄攸降”的良好祝愿，又有“遐不作人”的强烈期盼。诗章虽短，但内涵颇丰。
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