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赏析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抒发了对远方亲人深切思念之情。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起句工整并定下“悲”的感情基调。写诗人朝日登台，虽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但诗人仍有所感触，觉得悲从中来。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这两句诗紧承上句，也解释了悲的原因：亲人远隔万里，江河阻隔，水深难渡。同时也点明此诗是为怀故人而作的主题。“方舟”两句，继续写会面之难、离愁难以排遣。
“孤雁飞南游”等以下六句是直写登台见闻。“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两句写诗人听到孤雁哀鸣，抬头望见正向南飞，想到孤居南方的兄弟，心内更是痛苦。“翘思”以下四句写仰首思慕远方兄弟，遐想托雁带去音信，可转眼之间，孤雁已飞走了，形影不见，无缘会面，又难通音信，惆怅痛苦，久久不平。
其四赏析
该诗是曹植《杂诗》六首中的第四首。诗中作者以佳人自比，抒发自己虽值盛年却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南国有佳人，容华者桃李“，起首两句就描绘了一个艳若桃李、风华绝代的形象。是作者借屈原以香草美人代君子的写法，借美人形象来比喻自己杰出的才能。“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两句，写美人朝游江北，夕宿潇湘水的小洲上，居无定所。“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两句写美人空有色艺，却遭时俗所鄙薄，那么佳人为谁去启皓齿歌唱?这两句，自怜之意已出。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两句写时光流逝，青春美色难以久驻，暗示人生易老，如不趁青春年少建功立业，恐怕要留下终生遗憾。作者那种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伤喷泄而出。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正是神都有事时”读来有种急迫感，凸显标题的份量。“又来南国踏芳枝”读来有种春风拂面的暖意，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芳枝，喻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笑脸。此时读者有所思：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真的无忧无虑了吗？
“青松怒向苍天发”青字透着时光荏苒，祖国少年的情怀。松字透着高洁傲雪，松柏延年的节操。怒向苍天发，发人深省。此时读者有所动：被革命一个阶段之成功遮住视线，将失去革命意义。“败叶纷芳碧水之”败叶藏着多事之秋，动荡抉择的愁绪。碧水是指人民的力量。“碧水”取义于李白《望天门山》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是希望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宰新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是指碧水滔滔流过的痕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