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周邦彦为北宋末期词学大家。由于他深通音律,创制慢词很多,无论写景抒情,都能刻画入微,形容尽致。章法变化多端,疏密相间,笔力奇横。王国维推尊为词中老杜,确非溢美之词。兹分析一下他的《满庭芳》一首词,即可见一斑:
周邦彦于公元1093年(哲宗元祐八年)任溧水(今江苏溧水县)令,时年三十七岁。无想山在溧水县南十八里,山上无想寺(一名禅寂院)中有韩熙载读书堂。韩曾有赠寺僧诗云:“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由此可见无想山之幽僻。郑文焯以为无想山乃邦彦所名,非是。
上片写足江南初夏景色,极其细密;下片即景抒情,曲折回环,章法完全从柳词化出。“风老”三句,是说莺雏已经长成,梅子亦均结实。杜牧有“风蒲燕雏老”之句,杜甫有“红绽雨肥梅”之句,皆含风雨滋长万物之意。两句对仗工整,老字、肥字皆以形容词作动词用,极其生动。时值中午,阳光直射,树荫亭亭如幄,正如刘禹锡所云:“日午树荫正,独吟池上亭。”“圆”字绘出绿树葱茏的形象。此词正是作者在无想山写所闻所见的景物之美。
“地卑”两句承上而来,写溧水地低而近山的特殊环境,雨多树密,此时又正值黄梅季节,所谓“梅子黄时雨”,使得处处湿重而衣物潮润,炉香熏衣,需时较久,“费”字道出衣服之润湿,则地卑久雨的景象不言自明,湿越重,衣越润,费炉烟愈多,一“费”字既具体又概括,形象袅袅,精炼异常。
“人静”句据陈元龙注云:“杜甫诗‘人静乌鸢乐’。”今本杜集无此语。正因为空山人寂,所以才能领略乌鸢逍遥情态。“自”字极灵动传神,画出鸟儿之无拘无束,令人生羡,但也反映出自己的心情苦闷。周词《琐窗寒》云:“想东园桃李自春”,用“自”字同样有无穷韵味。“小桥”句仍写静境,水色澄清,水声溅溅,说明雨多,这又与上文“地卑”、“衣润”等相互关联。邦彦治溧水时有新绿池、姑射亭、待月轩、萧闲堂诸名胜。
“凭栏久”承上,意谓上述景物,均是凭栏眺望时所见。词意至此,进一步联系到自身。“黄芦苦竹”,用白居易《琵琶行》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之句,点出自己的处境与被贬谪的白居易相类。“疑”字别本作“拟”,当以“疑”字为胜。
换头“年年”,为句中韵。《乐府指迷》云:“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又如《满庭芳》过处‘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韵,不可不察也。”三句自叹身世,曲折道来。作者在此以社燕自比,社燕每年春社时来,秋社时去,从漠北瀚海飘流来此,于人家屋椽之间暂时栖身,这里暗示出他宦情如逆旅的心情。
“且莫思”两句,劝人一齐放下,开怀行乐,词意从杜甫诗“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中化出。“憔悴”两句,又作一转,飘泊不定的江南倦客,虽然强抑悲怀,不思种种烦恼的身外事,但盛宴当前,丝竹纷陈,又令人难以为情而徒增伤感,这种深刻而沉痛的拙笔、重笔、大笔,正是周词的特色。
“歌筵畔”句再转作收。“容我醉时眠”,用陶潜语:“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南史·陶潜传》)李白亦有“我醉欲眠卿且去”之句,这里用其意而又有所不同,歌筵弦管,客之所乐,而醉眠忘忧,为己之所欲,两者尽可各择所好。“容我”两字,极其婉转,暗示作者愁思无已,惟有借醉眠以了之。
周邦彦自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离开汴京,先后流宦于庐州、荆南、溧水等僻远之地,故多自伤身世之叹,这种思想在此词中也有所反映。但此词的特色是蕴藉含蓄,词人的内心活动亦多隐约不露。例如上片细写静景,说明作者对四周景物的感受细微,又似极其客观,纯属欣赏;但“凭栏久”三句,以贬居江州的白居易自比,则其内心之矛盾苦痛,亦可概见。不过其表现方式却是与《琵琶行》不同。陈廷焯说:“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说明两者风格之不同。下片笔锋一转再转,曲折传出作者流宦他乡的苦况,他自比暂寄修椽的社燕,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但终于只能以醉眠求得内心短暂的宁静。《蓼园词选》指出:“‘且莫思’至句末,写其心之难遣也,末句妙于语言。”这“妙于语言”亦指含蓄而言。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这话是对的。即如这首词就用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人的诗,而结合真景真情,炼字琢句,运化无痕,气脉不断,实为难能可贵的佳作。
《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