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的赋前小序交待了作者创作此赋的缘由和目的,正文分两层。
前两段为第一层,这一层铺写了一系列凄凉的秋声:百虫哀鸣,落叶秋风,蝉声,螿声,蛩声,雁声,汇合成一首暮秋交响曲。而写各种秋声时,又多把秋声人格化:百虫声则为“迎暮”,落叶声则称“吟秋”,秋蝉声则曰“思”,寒螿声则谓“愁”,中间又穿插各种凄凉秋景的描写和游子、思妇对秋声的凄凉感受,把秋声烘托得很凄凉,作者之“孤”也暗寓其中了。其中,前段写秋天景色,融入了作者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带来的人生体验;后段集中描写秋天景色,展开联想,扩大境界,结合历史人物典故,使主题意义显得更加深远。
第三段为第二层,这一层是作者直写自己对秋声的感受,以抒其“愤”,表明了作者的心态,显示作者不愿屈服于邪恶黑暗力量的信念。但又用对比手法,先写前人:以谢安之“风流”,山涛之“多可”,犹为秋声而感叹,而自己一生坎坷,无谢安之得志,又一生耿介、无山涛之权变,身处逆境,老去年华,闻秋声而不禁有所动。这里,作者写的是前人,但作者在现实中的“孤愤”之情已溢于言表。不过,作者的所感所动,既不同于宋玉因感于秋风叶落而悲叹失志,又不效法潘岳面对萧索秋景而企想隐居,而是惊秋发愤。作者化用曹操《观沧海》中“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意直抒自己不畏压抑,不服老病的激烈情怀,又借雄鹰在鞲犹思慕一搏以表明白己不肯放弃理想的雄心。作者惊于秋声,不甘时光流逝,所以,作者在赋的最后以被系绊的老马自喻,要在垂暮之年,秋风之中,呼啸前进,以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给人以激人奋进的鼓舞力量。
全赋在艺术上主要采取了铺垫烘托,正反对比的手法,作者为了突出旷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先用清新自然的语言从萧瑟凄凉的秋色,哀怨凄切的思妇、征夫的悲秋之情,忧郁深沉的文人的悲秋之情三个方面进行渲染烘托,同作者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雄鹰在鞲,企望高飞的满怀豪情形成鲜明对比,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老当益壮的情怀。
此诗写秋天雨夜,女主人公一夜未眠,听着帘外雨声,她既不能安睡,又无心织作,唯有长吁短叹,哀歌当哭。诗句借助雨声与歌声交织的渲染,传达了巴陵女子思念、担忧和怨恨的复杂情感。全诗篇幅极小,容量可观,起结自然,剪裁得当。
本诗首句就写一个占卜场面。卦象呈示的很不吉利:上峡之日,秋江必多风浪。这里谁占卜,谁上峡,均无明确交代。但可以确定的是:占卜的是诗的主人公——一位幽独的女子,而“上峡”的却不是她自己(否则峡中风云,无须卜而后知),应该是与她关系至为密切的另一角色。从“幽恨”二字可以推断,这个角色应该是女子的丈夫。他大约是位“重利轻别离”的商贾,正从巴陵沿江上峡做生意去。女主人公卜卦以问吉凶,可见她对丈夫的安危非常担心。
上水,过峡,又是多风浪的秋天,舟行多险。这位巴陵女子的忧虑,只有李白笔下的长干女可相仿佛:“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一种不祥的预感驱使她去占卜,不料得到了一个使人心惊肉跳的回答。这个不吉利的卦象更让她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或许她曾规劝丈夫择日而行,可是丈夫还是踏上了征程。因此,她心里不能不产生“幽恨”。
这两句写事,后两句则重在造境。紧承上文,似乎凶卦应验了。淫雨大作,绵绵不绝。“一夜雨”意味着女主人公一夜未眠,可见其对丈夫的极度思念。本来她正愁烦不已,巴陵又下了一夜的大雨,那峡上也一定是风雨交加了,这有如雪上加霜更令人难耐。听着帘外潺潺秋雨,她不禁唱出哀哀的歌声。南朝乐府的“木兰歌”,本写女子替父从军,但前四句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此处活用其意,是断章取义的手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木兰歌”即唐教坊曲《木兰花》,曲辞不传,晚唐五代词家多用为词牌。从韦庄、毛熙震等所作《木兰花》词看,内容多写闺中念远之情,且声哀调苦。如“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断欲教何处觅!”“匀粉泪,恨檀郎,一去不归花又落。”正当女主人公对丈夫万般思念、因雨更为担忧时,忽而传来充满离别相思的歌曲《木兰花》,她不禁肝肠欲断了。后两句不仅使诗境更为圆成,而且把全诗推向了情感的高潮,使全诗弥漫着无法消散的凄凉与愁苦,“幽恨”因此而更深更重。而从结构上说,诗正写到“断肠”处,戛然而止,像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余韵不绝。
古代的交通不够发达,很难抵御自然界的影响。有时一次简单的分手可能就意味着永别。这首《幽恨诗》反映了当时亲人离别带给人的痛苦,具有普遍意义。诗篇工于剪裁,起结自然而极有法度,造境与记事融合无间,既有汉魏古诗的浑融,又有南朝乐府的清远,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1)男子小心翼翼用白茅包好刚打到的獐子,怀着坎坷不安的心情送给心爱的女子,并称女孩就像这白茅一样纯洁美丽。
(2)二人亲热时女孩不好意思让他不要太粗鲁,以免招来人旁观的细节说明两位古代男女青年对待恋爱的方式是自然、直接、主动,对待恋爱的态度是真诚大方,朴实率真,不矫揉造作,女生还带着年轻的娇羞。
(3)獐和鹿,都是古人求亲的时候必备的礼聘之物,诗中引用这獐和鹿含义深刻。
诗经是收录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篇,当时社会正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礼教尚未形成,社会风气较开放,古代男女对性的态度不像后世般受礼教禁锢,所以男女表达爱情还是比较大胆,直接的。谈情说爱、男欢女爱是人纯真性情的流入,不能言其淫艳、不符礼义廉耻。
《野有死麕》以它鲜明直面讴歌爱情的主题而显得极其可贵。 全诗三段,前两段以叙事者的口吻旁白描绘男女之情,朴实率真。第三段转变叙事角度的描写手法使整首诗情景交融,正面侧面相互掩映,含蓄诱人,赞美了男女之间自然、纯真的爱情。后人鉴赏《野有死麕》应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民俗风情及文化背景才不失之偏颇。
《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纯真的情歌,一首在荒烟蔓草的年代,人纯真性情的流淌之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