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
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其间洋溢着一片柔情。上片描绘秋夜寒寂的景象,下片抒写孤眠愁思的情怀,由景入情,情景交融。
写秋夜景象,作者只抓住秋声和秋色,便很自然地引出秋思。一叶落知天下秋,到了秋天,树叶大都变黄飘落。树叶纷纷飘坠香砌之上,不言秋而知秋。夜,是秋夜。夜寂静,并非说一片阒寂,声还是有的,但是寒声,即秋声。这声音不树间,却来自树间,原来是树上飘来的黄叶坠阶上,沙沙作响。
这里写“纷纷坠叶”,主要是诉诸听觉,借耳朵所听到的沙沙声响,感知到叶坠香阶的。“寒声碎”这三个字,不仅明说这细碎的声响就是坠叶的声音,而且点出这声响是带着寒意的秋声。由沙沙响而感知落叶声,由落叶而感知秋时之声,由秋声而感知寒意。这个“寒”字下得极妙,既是秋寒节候的感受,又是孤寒处境的感受,兼写物境与心境。
“真珠帘卷玉楼空”,空寂的高楼之上,卷起珠帘,观看夜色。这段玉楼观月的描写,感情细腻,色泽绮丽,有花间词人的遗风,更有一股清刚之气。
这里写玉楼之上,将珠帘高高卷起,环视天宇,显得奔放。“天淡声河垂地”,评点家视为佳句,皆因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实不减杜甫“星垂平野阔”之气势。因为千里共月,最易引起相思之情,以月写相思便成为古诗词常用之意境。“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写的也是这种意境,其声情顿挫,骨力遒劲。珠帘、声河、月色都写得奔放雄壮,深沉激越。
下片以一个“愁”字写酌酒垂泪的愁意,挑灯倚枕的愁态,攒眉揪心的愁容,形态毕肖。古来借酒解忧解愁成了诗词中常咏的题材。范仲淹写酒化为泪,不仅反用其意,而且翻进一层,别出心裁,自出新意。他《苏幕遮》中就说:“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首词里说:“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肠已愁断,酒无由入,虽未到愁肠,已先化泪。比起入肠化泪,又添一折,又进一层,愁更难堪,情更凄切。
自《诗经·关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出,古诗词便多以卧不安席来表现愁态。范仲淹这里说“残灯明灭枕头欹”,室外月明如昼,室内昏灯如灭,两相映照,自有一种凄然的气氛。枕头欹斜,写出了愁人倚枕对灯寂然凝思神态,这神态比起辗转反侧,更加形象,更加生动。“谙尽孤眠滋味。”由于有前句铺垫,这句独白也十分入情,很富于感人力量。“都来此事”,算来这怀旧之事,是无法回避的,不是心头萦绕,就是眉头攒聚。愁,内为愁肠愁心,外为愁眉愁脸。古人写愁情,设想愁象人体中的“气”,气能行于体内体外,故或写愁由心间转移到眉上,或写由眉间转移到心上。范仲淹这首词则说“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两者兼而有之,比较全面,不失为入情入理的佳句。
这是李冶写的一首思念情人的诗,描写幽思怀人的五言律诗,写得不同凡响。她的爱情诗既有女性的婉丽情肠,又不乏涉世者的睿智。此诗的前四句以海水作比,形容相思情深。后四句写弹琴高楼,在清冷的月光下,孤独与寂寞倍增,在《相思曲》的凄凉旋律中,情肠与琴弦一起断绝。全诗深得民歌言语直白的妙处,意境高远。
“人道海水深,不抵相思半”和颔联“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是虚写,是泛写。人家都说海水深,其实还抵不了相思爱情的一半深;海水再深再大还有边涯,而彼此的情爱相思却渺茫无际。以深水喻相思,可谓具体、形象,而又不及其一半,可见相思之深。这里诗人用的是比喻手法,既得体又恰当。
“海水尚有涯,相思渺无畔。”这两句诗与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用意相同,用法相近,都是抒情,都是用物比情的手法,都是反比。先极写海水深,后以自己之情相比,从而形象地突出了自己对情人之深情,又反衬出两人的爱情至深。只是李白诗写友情,而李冶诗写爱情。
颈联“携琴水高楼,楼虚月华满”和尾联“弹著相思曲,弦肠一时断”是实写,是具体写人。紧接水联,写在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自己的恩情、思念无法排遣时,就携琴到楼水弹奏,弹出一曲相思情爱的曲子,借以解愁。可是由于人去楼空,只有一片月光,楼是空荡的,月是清冷的。此时此景,更令人感到凄冷。因此当弹奏一曲相思曲时,未终而弦、肠并断。诗歌到此戛然而止,把诗歌推向了高潮,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思妇的相思之苦,让人同情,思妇的情意,让人感叹。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