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精粹警拔,甘之如饴。上片四句,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写景清冷空寂,抒情韵悠意远。“路远人还远”前冠“因惊”,遂上精警拔俗之妙。所谓“人还远”,即人更远也,即心远也。与欧阳修“平荒尽出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用意想埒。只是欧词是从闺妇感受言之,柳词则以行人心会出之。俱可称俊语。
下片妙在后两句,前生有缘爱自可相期,是自慰语,也是祝祷语,更是期待语,语“愿天下有缘上都成了眷属”词异意同,它使全词拔高了一个音节,可堪细味。《全宋词》此词调名下唐圭璋括注一行小字曰:“案此首调名原作《瑞这股》,非,今按律改。”
本诗开头两句写夔门山水雄阔隽秀之美。“白帝城头春草生”写高处。白帝城在濒临长江的白帝山上。时值春天,城头百草茂盛。一个“生”字写出百草依视线次第出现,又写出百草滋生之广。草因城脱俗,城缘草而含生机。
“白盐山下蜀江清”写低处。蜀江即指白盐山脚下的一段长江:江水清澈倒映云天,又有耸入长空的白盐山作背景,山水互映,各尽其妙。
“南人上来歌一曲”写当地人以雄山碧水为背景放声高歌。此句虽未直接写歌的内容与歌的悦耳,但因一、二两句雄阔灵秀山水的烘托渲染,便自然地表现出歌声的优美。
“北人莫上动乡情”,笔锋一转,写路上的异乡人受那歌声的感染,触发起思乡之情。此句当为全诗主旨所在。此诗之妙,其一在动词传神,用白描手法勾勒出耐人品味的人物形象;其二在一景两用,烘托渲染人物形象;其三在意味的绵长婉转和境界的高远。
此诗抒发了作者蒙冤受屈后的孤栖之苦、愤懑之情和对妻子的深沉怀念。
首联写夜深难眠,以景写情。“疏星耿耿”,明写星光幽冷,暗写狱中对月。月明星稀疏星耿耿,只有几颗晶亮的星星发着清光,只有对月时才可见。但诗人没有直接写对月,这主要是为了突出“逼人寒”。寒气逼人,说明季节已是深秋,时间已是深夜,内心的凄苦和气温的寒冷互为作用,一个“逼”字尽传精神。“清漏丁丁”,丁丁之声清晰可辨,夜静无哗,愁人失眠;这漏声敲击着诗人的心扉。“画角残”,画角声残,其声如呜咽哀鸣,且暗寓夜深之意。这一联取星、漏、角等物,从空中写到地上,从远方写到近处,以形象、声音气温诸方面来渲染狱中凄冷的气氛。
颔联写冤苦不尽,以态写情。一写“泪”,久系狱中,辛酸的眼泪已同那无边无际的愁苦流尽了。说“尽”,意为不尽的泪水已完了,显示了愁苦之深,实为说愁不尽泪不止。一写“醉”,以酒浇愁愁更愁,醉中看月,一片漾胧,是醉眼惺松,也是泪眼模糊,身陷囹满腹愁怨,无处申说,无法辩白,只有将无尽哀苦倾向天边月亮。因“泪”而要以酒解愁因“醉”使泪更无法遏止。诗人没有写呼天地的呼叫,也没有写滔滔不尽的诉说,只有流泪、酒醉之态,充分流露出苦情深衷。同时,醉中看月,拓展了诗人思想翱翔的空间,引出了下文的两层具体的叙写。
颈联写处境艰难,以喻写情。一是借栖乌绕树喻被囚之苦。曹操《短歌行》诗云:“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说栖鸟无枝可栖是讲自己无所依托,诗人于此则进一层说在冰霜苦寒的环境中,乌鹊无处可栖,自己只有蹲在这冰冷的监狱中。一以哀雁喻自己有家难归。雁南来北往,有一定规律,哀雁为失群的雁,要想南归可是关塞阻断,十分艰难。诗人以哀雁横天的景象,喻指自己流落他乡,有家归不得。“栖乌”、“哀雁形象本身就传达出令人心悸的情味。“冰霜苦”言狱中苦况,“关塞难”言途中险阻,既反映了诗人囚居的艰苦生活,也表现了对蒙冤的怨愤之情。
尾联写想念家人,以思写情。诗人狱中望月,举头见雁,其思想飞越关山,回到自己的家园。“料得故园今夜梦,随风应已到长安”,“故园”指作者家乡山东莱阳,“长安”借指北京,诗人不直说自己思念家中的妻子儿女,而说家人梦中应到自己这里,这就如杜甫《月夜》中所写“今夜州月,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餐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晃,双照泪痕干。”从对面写来曲折宛达。由此适见其思念之深,且楚楚动人,别有韵味。这首诗以明月作为情感的触媒,通过狱中“对月”,极写被囚之人心中的无限悲愁,以及对故园、亲人的深切怀念。同时,又由明月引出栖乌、哀雁,抒写人生道路的曲折、艰难,通篇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感人至深。
此诗通过狱中“对月”,极写被囚之人心中的无限悲愁,以及对故园、亲人的深切怀念。同时,又由明月引出栖乌、哀雁,抒写人生道路的曲折、艰难。围绕着《狱中对月》的诗题,多侧面、多层次地展开叙写,又处处紧扣着怨愤之情,由于取景典型,用喻贴切,刻画入微,想象合理,通篇情景交融,浑然一体,感人至深,余味不匮。
这首诗首联交代时间,一个“催”字奠定了全诗愁闷的基调;颔联写人的活动,颈联写自然景物的变化,让人感到天气渐暖,春天将近的一丝喜悦,尾联转而写诗人想到自己身处异乡而不免悲从中来,于是邀儿子一起借酒消愁。全诗选材典型,“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此诗开篇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二句是总起,以咏叹笔调点明“阳生春来”,与诗题紧扣,同时给人以紧迫感: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中间四句是分承,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和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
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二句直承首联“冬至”的自然节令特征,别出心裁,用刺绣添线、葭管飞灰,进一步点明季节变化。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二句直承冬去春来的景物特征,用柳叶“将舒”承一“容”字,使人产生柳叶如眉的联想,以梅花“欲放”承一“意”字,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富有动感特征,蕴含着生命的张力,体现出春临大地的蓬勃生机。虽然春天容易引发乡愁,但诗人的乡愁却是乐观向上的,故诗最后的“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二句以抒情作结,奉劝世人干尽杯中酒,享受美好的生活。
全诗立意高远,选材典型,遣字铸辞,精工切贴,紧紧围绕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叙事、写景、抒感,“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渐次由开端时光逼人的感触演进为新春将临的欣慰,过渡得十分自然,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