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这首词上片写词人寓居的环境，表现词人归隐生活的冷清寂寞。下片高情于景，词人对生长在寂寞环境中的桃杏发出深沉的慨叹，寄托着自己内心的惆怅与不平。
词的上片写到寓居的环境有宽敞的庭院。洁净的小路，盘旋的溪水，呈现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村野生活情景。“百亩中庭半是苔”，百亩大的庭院有一半是青苔，说明这里已经很久没人来了，也表明主人公心情不好无暇打扫干净，烦事扰身，从侧面表现出由以前的门庭若市变成现在的无人问津，门庭冷落，显出几许苍凉和寂寞，营造了一种凄凉氛围。“门前白道水萦回”，门外沙子铺满了整条路，还有婉转的小溪流。如此优美、清闲的环境，本能吸引很多人来访，但是并没有人来，可惜了如此美景无人观。“爱闲能有几人来”，喜欢悠闲，有空来的人有几个。这是从正面描写凄清的场面，不禁让人感到惋惜，也从侧面说明主人公希望能有一两个知音懂得他此时的心情，希望他们能和自己分享这美景，可惜就是没有知音。
下片首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春天到了，院子里曲折的回廊非常安静，山上的桃花开了，溪边的杏树，三三两两地种在一起。春天这里本该非常热闹，但现在如此寂静，桃花和杏树都无人观，孤独地伫立在春天里。此句从侧面突显出这里的寂静和苍寥，衬托出环境的落败。“为谁零落为谁开”，山里的桃花已经开放了，不知道它们是为谁开放，为谁凋零。再美又有什么用，哪里会有人来这里欣赏呢。这小园风情景物，寓意颇深。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法”，其中酸苦，用“为谁零落为谁开”之问也十分贴切吗。这里词人以桃花自喻，表达自己也像它一样孤独，没有人问起，落寞之情溢于言表，反映环境的零落荒寂，令人唏嘘。这首词以问句结束，启迪读者思考词外之意，深化了词的内涵，扩大了词的表现空间。
这首词深刻地向我们展示了王安石晚年在山中的生活，是如此的孤独寂寞，虽然身处美景之中，却是孤身一人，没有知音。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用写景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寓情于景，对山中的美景颇为喜爱。总的来说，《浣溪沙》反映了王安石晚年的生活情趣，表达出他晚年“人走茶凉”的寂寞之情，此情颇为深沉、悲凉。
这是一首抒情诗，通过对秋景的描绘，表达了女诗人因孤独寂寞而对远方情郎的思念之情。此诗前两句写盼人不至，后两句接写相思情。全诗运用句中重复、句中排比、反义字相起等手段，造成悠扬飘摇的风调，有助于加强抒情效果，深切地抒发了诗人的相思之情。
首句以江陵秋景兴起愁情。《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极目千里兮伤春心。”枫生江上，西风来时，满林萧萧之声，很容易触动人的愁怀。“千枝复万枝”，是以枫叶之多写愁绪之重。它不但用“千”“万”数字写枫叶之多，而且通过“枝”字的重复，从声音上状出枝叶之繁。而“枫叶千万枝”字减而音促，没有上述那层好处。
“江桥掩映──暮帆迟”。极目远眺，但见江桥掩映于枫林之中；日已垂暮，而不见那人乘船归来。“掩映”二字写出枫叶遮住望眼，对于传达诗中人焦灼的表情是有帮助的。词属双声，念来上口。有此二字，形成句中排比，声调便曼长而较“江桥暮帆迟”为好听。
前两句写盼人不至，后两句便接写相思之情。用江水之永不停止，比相思之永无休歇，与《室思》之喻，机杼正同。乍看来，“西江”、“东流”颇似闲字，但减作“忆君如流水，日夜无歇时”，比较原句便觉读起来不够味了。刘方平《春怨》末二句云：“庭前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晚清王闿运称赞说“以东、西二字相起，（其妙）非独人不觉，作者也不自知也”，“不能名言，但恰入人意。”（《湘绮楼说诗》）鱼玄机此诗末两句妙处正同。细味这两句，原来分用在两句之中非为骈偶而设的成对的反义字（“东”“西”），有彼此呼应，造成抑扬抗坠的情调，或擒纵之致的功用，使诗句读来有一唱三叹之音，亦即所谓“风调”。而删芟这样字面，虽意思大致不差，却必损韵调之美。因此鱼玄机此诗每句多二字，有助于加强抒情效果，它们充分发挥了作用。所以比较五绝“自君之出矣”一体，艺术上正自有不可及之处。
这是一首即景抒情诗。借描写柳堤春日美景，抒发离别相思之情，乐景哀情，语淡情浓，意蕴丰富。全诗紧扣标题“柳堤”二字，有时侧重于表现“柳”，有时侧重于表现“堤”，然而堤是植柳之堤，柳是堤上之柳，又不可截然分开；更有趣的是作者在诗里面有意避开了这两个字，而通过对相关景物的描写让人自悟，其用心之工着实让人叹服。
“春江水正平，密树听啼莺”暗扣标题，前句侧重“堤”，后句侧重“柳”。“平”取“与堤岸齐平”之意，类似的用法如“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句子。一个“平”字，写尽了春江水涨、放眼望去漫漫无边的气势。“密树”表现了堤上植柳之多，生长之茂盛；密树里有黄莺啼叫，悦耳动听，且绿树黄莺，色彩对比也很鲜明，有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都给人以美的感受。
“十里笼晴苑，千条锁故营”，前句着眼于“堤”，后句着眼于“柳”。如果说首联是从身边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物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美的话，那么这一联就是加入了想像，从更大的范围来表现柳堤上春意之广。用“十里”、“千条”分别指代“堤”和“柳”，也用以表现堤的范围之广和柳树的数量之多。“苑”指花园、园林，“晴”是亮丽、明亮的意思，之所以说“笼晴苑”，是因为堤岸顺着水势，会有一定的弯曲，像是有意把“晴苑”包含在里面似的，十分形象生动。“笼”字的这个用法，如同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一样，取包含、包罗之意。后句中的“锁”是封锁、封闭的意思，形象地表现了柳的数量之多，以至于把旧时的营垒都遮蔽了的意思。这两字都可以看作炼字的典范。
“雨香飞燕促，风暖落花轻”选取春天典型意象来表现柳堤之上春意之浓。每一句的前后两种事物构成因果关系：因“雨香”而“飞燕促”，因“风暖”而“落花轻”。对“雨香”二可以查到的大致有如下几种解释：①春雨沾染了花的香味，故曰“雨香”；②春雨后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因而说“雨香”；③春雨使得空气清新，所以说“雨香”；④春雨本身就有很清新的气味，化妆品界甚至有以雨的味道制成的香氛，因此称“雨香”也不为过。我觉得这几种解释都很有道理，但苦于一时找不到这一用法的出处，不知哪一个更确切些；更重要的是，这“雨香”又是怎样与“飞燕促”联系起来的呢?我很喜欢北宋晏几道《临江仙》中的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燕子在微雨里飞是常见的现象，但是雨稍大一些，燕子一般是不飞的，至少在我家乡这一带是这样的。但是在春雨以后，会看到有大量的燕子衔泥筑巢的现象，我想古人“雨香”的奇思妙想会不会跟这一现象有关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雨香飞燕促”就容易理解了：一场春雨过后，燕子匆忙往返于堤上衔泥筑巢，好像刚下过的雨是香的，这香沁入泥土，使泥土也变成香的了。再说这里的“雨”不一定就非得是下雨，如果真是下雨，就与后面“风暖落花轻”一句相抵触了。作者春游柳堤，天气忽而雨忽而晴，怎么会比六月天还善变呢。下句的“花”，应该是指柳花，也就是柳絮，作者因为标题的缘故有意避开了“柳”字，之所以用“花”而不用“絮”，我想首先是为了满足平仄的要求--这里需要一个平声的字才能对仗工整；并且用“花”字也更能给人以美感。“落花轻”就是指柳絮飘飞，因为天晴风暖，所以柳絮飘飞，这样就不难理解了。总得说来，这一联仍是前句写“堤”，后句写“柳”，紧扣题目来写，用富有春天特征的“飞燕”、“柳絮”等意象，表现柳堤上浓浓的春意。
“更欲劳攀折，年年还自生”转入抒情，阐发主题。作者虽然有意避开“柳”字而只说“攀折”，其实还是使用“折柳”这一传统意象来表达离别相思的主题。不过作者表达得更加委婉而新颖，不是直接说离别相思有多苦多深，而是把柳拟人化，赞扬柳树很善解人意，说柳树是为了慰劳离别想思之人，才一年年长得这么茂盛的。“折柳”的意象是解读这首诗的一把钥匙，而一个“更”字，又是解读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线索，它把这一句对柳树的赞扬与前三联对柳堤美景的描写联系起来，既使全诗成为一个整体，又使全诗在表面的欢乐下面，表达出离别的深沉主题，极耐咀嚼。作者金銮是陇西(今属甘肃)人，“随父侨寓南京”，“游吴楚淮扬之间”时间很长，早已习惯了江南的生活，长期的客居使他只能把自己的对故乡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或许这样的抒情方式更适合于他吧。钱谦益说他“诗不操秦声，风流宛转，得江左清华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