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古”是古典文学中的常见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又没有纯粹的“吊古”。绝大多数吊古的文字都是“借力打力”,真实目的在于“伤今”。徐灿身际乱世,这首《青玉案》中“伤今”之意尤其明显,其中的“芜城”、“伤心”、“血泪”、“人事错”等字样饱蕴沧桑。这首词应注意两点:第一,词中的“芜城”指扬州,有鲍照传世名篇《芜城赋》可以为证。从“羊车”典故(《晋书·后妃上》:“(晋武帝)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横江锁”典故(晋武帝时,王濬水军东下平吴,吴人在西塞山横江装设铁锁阻挡船舰)及化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意来看,主要又凭吊金陵。扬州为长江天堑之门户,史可法守城失败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屠城事件,而南京又为明初都城和为南明弘光政权首都,在明清之际是牵动人心的两处“要穴”。所以,徐灿的“吊古”就格外具有着“当下性”,从而引起知识群体血泪交迸的同感,自然也就“为世传诵”(张德瀛《词徵》)。
第二,单只题材选择的得当尚不足以令这首词成为一首名作,其成功的奥秘还在于作者交织多种意象、笔法,构建出绮丽而沉郁、细腻而大气的多元审美境界。简单说来,词上片以婉约伤感为主,而“芜城”、“半月模糊”等意象又颇沉挚开阔;下片铸语沉雄,情致悲郁,“烟月”、“莲花步”之点染又见出细腻深邃的历史情怀,因而别具一种撼人的力度。倪一擎《续名媛词话》评价此词“跌宕沉雄”、“不似绣箔中人语”也应该是着眼于此的。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谢灵运的山水诗《入彭蠡湖口》作于作者赴临川(治所在今江西省抚州市)內史任的途中。彭蠡湖,即江西鄱阳湖。湖口,指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接处,在今江西九江市附近。据《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灵运受到朝廷的猜忌,不得已赴临川作官。心情很不好,这在诗中有所流露。诗中有情、有景,也有议论,总的是写自长江入彭蠡湖口时的所见所感。但所写的,有的并不是实写,而是带有想象的成分,如诗中提到的“石镜”、“松门”,其地理位置既不是在一处,而且与彭蠡湖口都有相当的距离,不可能刚入彭蠡湖口时见到。因此可以这样推断:作者乘舟至彭蠡湖口时可能并未下船,诗中所写的都是船行中的所见、所感。
诗的前四句是综述自己入彭蠡湖口前的旅途经历:“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头两句是说,自己乘舟远行,日夜住在船上,既疲倦,又感到厌倦(注意,这种心情同作者的政治处境不佳有关),而舟行途中所遭遇的风潮,是难以一一的说明的。
后面两句,是解释为什么“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回:水转的意思。圻岸:曲曲折折的江岸。这两句说,沿途风急潮猛,浪潮遇到洲岛,顿时分流回绕过去,随后又汇流而下;浪潮一次次冲击着江岸,又一次次的倒折而来,奔腾向前。风潮的这种情状经常重复、变幻,所以说“难具论”。
接下四句,是追述沿途的景色:“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这两句是写夜景。狖:黑色的长尾猿。浥:湿润。馥:香气。这里用作动词,指闻到香气。芳荪:泛指香草。这两句说,在清朗的月光下,聆听两岸猿类凄婉的叫声;在湿润的夜露中,饱吸着芳草的馨香。
“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这两句是写白天的景色。是说,春末的原野上铺展着秀丽的绿色,高高的山岩上屯聚着一朵朵白云。这两句诗是传诵的佳句,颇有新意。时间(春晚)与空间(岩高),远处(绿野)与近处(白云)相对仗,色彩鲜明而谐调,相互映衬,把一幅明媚的春光图展现在读者面前。
以下两句,是由写景到抒情、议论的过渡,总结他是百感交集来渡过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的:“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前、后两句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是说,舟行江上,游览沿途景致,思绪万千;从早到晚,浮想联翩。
接下两句,是说自己还要背负着这“千念”、“万感”去“照石镜”、“入松门”:“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石镜,《水经注·庐山水》说,庐山东面有一尊高悬于峭壁上的圆石,能清晰照见人影,故名。其位置当在彭蠡湖口往南若干公里处。松门,山名,在江西昌都县附近,即由石镜再往南很远的地方。顾野王《舆地志》说:“自入湖(按,即鄱阳湖)三百三十里,穷于松门。东西四十里,青松遍于两岸。”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将攀上高高的悬崖,去照一照石镜;我将沿湖而行,拉着松叶直抵松门山。
以下八句,是作者“千念”、“万感”的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层。第一层: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三江:指长江自彭蠡湖分为三条江水,东流入海。传说大禹曾疏治三江。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因以就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文选·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李善注:“水别流为派。”理:玄理。古代认为“三”、“九”这类数字含有玄理。这两句说,关于大禹疏治三江的传说已成为往事,关于长江分成九派的玄理也难以推究明白。在作者的迷惘中,也掺杂深深的慨叹。
第二层:
“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辍流温。”金膏:传说中的仙药。水碧:一种玉。这四句是说:江湖中的灵怪神异,因吝惜其珍怪之相,而秘藏其精神魂魄。金膏不再发光,水碧不再变温润。作者以灵物、异人不出,金膏、水碧不现来隐喻贤者的归隐。也表现出作者的消沉。
最后一层:
“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顿。”《千里曲》:曲名,即“千里别鹤”。蔡邕《琴操》说:“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叹别鹤以舒其愤懑。鹤一举千里,故名千里别鹤也。”弦绝:曲终。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枉自弹奏了一曲《千里别鹤》,本想借此消忧,谁知曲罢却像商陵牧子一样,思念之情愈加强烈了。作者的“千念”、“万感”郁积在心,至此却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入彭蠡湖口》表现了大谢诗作的新进境。观谢集,大抵在公元422年(永嘉三年)三十八岁前,他的诗作留存既少,风格也较多承建安(如《述祖德诗》)、太康(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诗)之绪,尚未形成明显的独特风格。永嘉之贬后直至二番归隐的将近十年间,他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他善于于清森的物象交替中将感情的变化隐隐传达出来,意脉贯通,夭矫连蜷,而炉锤谨严,曲屈精深,典丽精工。但是针法时嫌过细,状物时嫌过炼,使典时嫌过直,理语时嫌过多,读来时有滞重之感,而缺少后来杜甫、韩愈等人那种大开大合,变化洒脱的气魄。这个弱点在二次归隐时某些篇章中有所突破,但并不大。至此诗则已可显见杜、韩诗作的先兆,表现有三:
其一是边幅趋于广远。谢灵运先此之诗,所记游程较窄,虽然早已突破了汉人即事生情的樊篱,而总是借一地之景抒积郁之情,探玄冥之理,但毕竟边幅较狭,大气不足。此诗则以二十句之数,总揽入湖三百余里诸景,以少总多,边幅广远为前所未有,也因此显得比前此作品疏朗高远。
其次是笔致趋于跳荡;这不仅因为揽景大而纵横多;更因为泯去了前此诗作中的针痕线迹。“春晚”、“白云”一联之陡转逆接,空间传神,充分表现了这一进展。不仅打破了一景一情,转转相生的格局,在一节写景中即有几个感情层次,而且深得动静相生,浓淡相间,张弛得宜之效。这种跳荡又与其固有的谨严相结合,全诗倦、难并起,再由“难”生发展开,最后归到深一层的“倦”,更透现出倦中之愤。在这一主线中,又以“千念”、“万感”一联与“三江”、“九派”一联,一逆接,一顺转,作两处顿束,遂将跳荡之笔锋与严谨的组织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是后来杜、韩诗结构命笔的最重要的诀窍。
其三是景语、情语、理语更形融合:谢诗的理语,决非人们常说的“玄理尾巴”。他的理均由景中随情生发,这在前几篇赏析中已多次谈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可厚非,也不失为一体。此诗的“理”则融洽得更好。全诗实际上都在说理之“难具论”,而直至“九派理空存”才剔明这一点,再以下写江景各句,景中句句用典,也句句有情含理,却完全由即目所见写出,无有痕迹。最后“弦绝念弥敦”一句更有无尽远思,味在酸咸之外。如果说先此的谢诗,多由情景生发归结到理,那末此诗已倒了过来,理已变成了情景表达的陪衬,显示了山水诗进一步脱略玄言影响的进程。
人们常说六朝诗至齐梁间的谢朓才初逗唐音。其实谢朓之影响唐人更多短制,且主要影响王维、孟浩然一脉;论到大篇的诸种艺术手段,与杜、韩一派的大手笔,初逗唐音的则非谢客莫属。
“渔父”之咏,篇数很多,古往今来,不可胜数。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唐人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与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声情舒缓平和,如行云流水,表现了作者的如野鹤闲云,与世无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其声情孤傲冷峻,表现了作者的愤世嫉俗。然而“出世”也罢,“入世”也罢,他们笔下的“渔父”都是自我形象的外在表现,这一点是共同的。
起句“海滨蓑笠叟”五字,点出地点和人物。
“驼背曲,鹤形臞”二句承上,以三字短联具体刻画出“渔父”形象:其背既曲如驼,其躯又瘦似鹤。活脱脱地表现出一干瘪老儿,颇有调侃的意味。接着,词人又郑重其辞地宣布道:“定不是凡人,——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任公子,龙伯氏,思量来岛大上钩鱼;又说巨吞饵,牵翻员峤方壶。”任公子是什么人呢?先秦寓言中之钓于海者也。据说他特制一竿大钓长绳,以五十头牛为饵,踞坐会稽山顶,投竿东海水中,钓得大鱼,切片晒干,令那浙江以东、苍梧(山名,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以北广大地区的居民吃了个够。
龙伯氏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古代神话中之钓于海者也。相传渤海之东不知其几亿万里处有五座神山,曰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浮于海面,随潮水动荡不已。天帝恐其漂往西极,使岛上群仙流离失所,就命令十五头巨轮番负载之。不料龙伯国有巨人一钩连钓六而去,以致岱舆、员峤二山竟沉入海底。常言道:“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这老儿若非任公子、龙伯氏一流人物,又岂敢到海边来看上了如海岛大的鱼要它上钩?——以此知其“定不是凡人”也。这段词写得似庄似谑,能令人肃然起敬,能令公莞尔一笑,精采之至。
上阕已揭出“古之贤哲,多隐于渔”的命题,而历史上第一个以渔隐名世的贤哲,非西周那位“直钩钓国”的姜太公莫属,故拈出他来作为典型。“磻溪老子雪眉须,肘后有丹书。”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源出南山兹谷,北流入渭水,相传是姜太公当年垂钓之处。肘后,是随身的意思。古人随身携带书籍,每悬于肘后,故云。丹书,即古史传说中之“天书”,字色赤红,故名。这二句说太公垂钓磻溪之时,年虽老迈,须眉皆白,却熟谙上古帝王之道,有王佐之术。“被西伯载归,营丘茅土,牧野檀车。”西伯,即周文王。文王出猎,偶遇太公垂钓于渭北,交谈之下,大为敬服,遂“载与俱归”,立为国师。文王死后,太公辅佐武王,誓师牧野(在今河南淇县西南),讨伐纣王,灭商建周,以开国之功封于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市北)。三句高度概括了太公一生之出处大节:遭遇文王、伐纣、受封。按太公负不世之才,立非常之勋,位极人臣,名垂青史,其事迹代表着旧时代知识分子个人价值最完满的实现;这种实现固有赖于个人的主观努力,但也离不开文王对他的赏识与重用。“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即此之谓也。因而,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典型形象,在姜太公的身上,积淀了千百年来绝大多数士子们主客观双向之梦想与追求。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词中所幻想出的这个海滨钓叟无非是历代寒士们的化身,他们渴望有朝一日被封建帝王慧眼识英雄,以至飞荡腾达,为王者师,为王者友。但无情的历史事实证明,这样的机会凤毛麟角,因此,作者一声断喝:醒来吧、小心“钓竿拂着珊瑚。”似这等好事,世上已很久不曾有过了,请问您还呆坐在长满苔藓之石矶上等候谁哩?只怕等到瞌睡虫上来,连手中渔竿也拿不稳了,看扫着海里的珊瑚礁罢!写着写着,上阕幽默之风又重现了。
此篇的命意,由于作者以“渔父词”题篇,词中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嘲弄一位妄想做姜太公第二的海滨钓叟,粗读之下,很容易使人得出其讽刺对象即为此渔翁所代表的怀才不遇人物的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中错觉。其实,“世间久无是事”即点明,它的矛头,分明是冲着当代乃至前世不知多少代以来一切高高在上、不思求贤的封建统治者们来的。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形式表现一定批判性的现实主义的内容,滑稽家之辞不同于寻常打油之辞,于此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