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
词的上片以佛比道，感朝代之兴替；下片写荒凉满目，叹人事之无常，寄寓了词人对人生、历史的无限深思。全词尽管体制短小，却写得境界开阔，气象宏大，同时又笔触细腻，不失婉柔。
词的上片起首紧扣词题，叙写眼前“七真洞”的景况：“花界倾颓事已迁”。“花界”（道教宫观）本是尘世中的众生躲避灾祸追求解脱的一块圣土，当年也曾是香火不断，信徒云集，而这样的往“事”如今早已“迁”变无存了，就连其自身也已颓败崩塌，七真洞盛衰迁移在词中显然是整个世事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接下来词人并未继续描绘眼前道观“倾颓”的景象，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山河大地，发出了“浩歌遥望意茫然”的感慨。词人高歌长啸，意欲抒泄心头的郁闷，然而怅惘迷茫的意绪却是无法摆脱。
面对颓败的道观和大好的“江山”，他陷入了历史兴亡的深思和困惑之中：“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古代的望气之术认为天子所在之地的上空有象征帝王运数的祥瑞的“王气”。史载，词人通晓“星历、筮卜、杂算”等古代方术，作为缺乏现代科学意识的古代文人，他自然相信眼前的燕京古城有着凝聚不散的帝王之气；然而无情的事实使他看到的则是一座座高耸的帝王大厦接连的崩塌。一个“空”字，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在他难以理解的历史兴亡面前所感到的惊愕与困惑。“桃李春风”一句又以大自然的永恒更进一步反衬世事的沧桑翻覆。由此，词人的“茫然”之慨犹如出岫之云，浓浓地弥漫了词的上片。
下片“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三句承接“桃李春风又一年”继续写“遥望”所见的自然景象：远山横亘大地，好似一道道青翠的屏障；寒意未退的云岚悬浮在山顶，犹如架起一条通向天际的桥梁。一片碧绿的草原上点缀着朵朵艳丽的野花；杜鹃悲凄地啼叫着，好像在向世人诉说自己的哀怨。这一切看似全为眼前景色的描写，而实则皆是心中情语的吐露。迷茫的山峦、荒凉的原野、悲鸣的啼鹃，无一不透露着词人茫然、失落、悲凉和怅惘的心境。一个“寒”字、一个“怨”字，便是词人这种心境的标志。
至煞尾处，词中的这种情感则由隐而显：“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面对这世道的沧桑翻覆、人事的盛衰兴亡，词人苦苦地思索，只觉得它如同梦幻一般无法理解和把握，于是只有借酒来解脱这深深的迷茫和无奈了。词的最后两句，既表现了词人超然物外的清淡之风，同时又体现了词人悲慨激越的豪健之气，“出世”与“人世”的矛盾同时融合在了词句之中。
在表现手法上，全词通过把眼前荒败的台观与远处生机的野草闲花相互映托，来达到显衬人事无常之艺术效果，颇具气象。又通过移情于物，使烟泛寒，鹃啼怨，来寄慨词人之幽情，抒发作者之百感交集，造成了很深的意境。又以“横”写山峦，以“架’’写云烟罩峰，体物无不工细。全词的特点是淡而穆，格调清放俊健。
高适在仕途辉煌时，曾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诗名远播。一些优秀的边塞诗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高适的为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在少年时，相当落魄，其诗歌大多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这首诗则写于未入仕途之时。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这两句歌咏历史上范睢的一段故事。诗中的“尚有”，还有；“绨袍”，用一种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做成的袍子。“范叔”，指范睢。范睢字叔，故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范睢事魏大夫须贾，因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赐他金十金和牛酒。须贾怀疑范睢通齐，告诉魏相。魏相派人凌辱范睢，几欲置之死地。范睢装死得以逃到秦国，游说秦昭王获得成功，被拜为相，封于应（今河南省宝丰西南），称“应侯”。“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睢已为秦相，前往谢罪，范睢没有处死他，说：“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放须贾回魏国。诗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而应有贫寒、穷困潦倒的意思；“尚有”与“应怜”相连接，说明须贾虽然曾得罪于范睢，差一点置范睢于死地，但他对故人还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就是这样的同情、怜悯之情，救了他的命。这说明，为人不可太势利，太刻薄，要宽容，要大度。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两句写须贾并不知道范睢已贵为秦相，还把他当成平民看待。诗人在这里是在借题发挥，意在讽刺须贾徒有怜寒之意而无识才之眼，竟然把身为秦相，把天下所重的范睢看成是布衣寒士，实在可悲可叹。诗中的“天下士”，即国士，杰出的人才。“布衣”，代指平民。古时一般平民穿布衣。平心而论，这两句议论与须贾不识范睢为宰相相衔接，有些牵强附会。范睢被魏相羞辱、鞭挞后，世人都以为魂归地府了；须贾使齐，要拜见的是秦相张禄，不可能知道范睢改名换姓。范睢布衣往见须贾，装作一副穷酸相，没有人会把他与威风八面的秦相张禄联系在一起。因此，说须贾不识国士，不以国士待之，是有些强人所难；而须贾在那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他吃饭，赠以衣服，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说明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这与他当初向魏相报告范睢受齐人之金，范睢受到凌辱，奄奄一息，而他不加丝毫劝阻相比，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范睢才留他性命，让他回国。但是，诗人是有感而发，向诗人这两句中所说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诗人少年落魄，晚年才发迹，少年时虽然没有范睢那样的遭受奇耻大辱，但也没有少遭达官贵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没有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把他当作人才来看。因此诗人借范睢之事批判了这种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间接地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天下士”，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首诗叙事和议论结合，充满情感。诗人在诗中发古之幽情，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中几个连接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上两句的“尚有”、“应怜”，写出须贾赠袍时的那种怜悯心态，并不以为范睢能够发迹，更没有看出范睢已经发迹，看出须贾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下两句的“不知”、“犹作”，看上去是心平气和借事说事，而实际上是充满激情，对这种把人不当人看待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心高气傲，让世人为之瞻目。